“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说，要择天下英才而用之，实施更加积极的创新人才引进政策。根据国家外国专家局最新资料，2015年度我国聘请外国文教专家资格单位通过年检的就有数千家之多。这些机构引进的外国学者，在中国的研究成绩如何？他们对中国学术环境又有怎样的印象？就此，本报采访了多位学者。

　　外籍学者聚焦“一带一路”

　　作为厦门大学工商管理教育中心的外国专家，潘维廉（William N. Brown）教授在厦门生活工作了27年。他注意到，作为通往“南中国的门户”，厦门在数百年前就开启了辉煌的古贸易之旅。

　　另一位外国专家拉赫曼（Md. Muhibbur Rahman），是孟加拉外交部下属的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从今年1月开始，拉赫曼在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展开为期3个月的访问学习。他的研究课题，正是中国政府新丝绸之路战略及其对中国—南亚关系将产生的影响。

　　通过查阅文献、访谈中外学者等方式，拉赫曼正在进行三个方面的研究：一是南亚国家对“一带一路”计划的反响如何，中国该如何应对；二是海上丝绸之路对南海地区关系的潜在影响和作用如何，未来相关区域该如何加强合作；三是地缘因素在中国—南亚合作中的作用。

　　拉赫曼说，在中国的研究既能帮助孟加拉政府更加了解中国的战略构想，同时对促进中孟合作以及中国—南亚合作，也都具有积极意义。

　　来自印度的青年学者高兴（Binod Singh）同样表达了对中国“一带一路”政策的兴趣。高兴目前在北京大学南亚研究中心担任讲师，他纠正了一些学者认为印度在“抵制”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错误印象：有些印度英文媒体评论员的文章带有个人色彩，但并不代表印度政府或国家的观点。高兴认为，中印之间无论是学界还是民间，彼此了解往往依靠英文媒体，得出的结论容易片面甚至扭曲。“两国需要加强印度学、中国学研究。”

　　东西方文化在学术研究中融合

　　外籍学者来中国，汉语是从事教学、科研的基本工具，但熟练掌握并不容易。这一点，潘维廉深有体会。潘维廉告诉记者，他来中国27年了，但正规中文学习只有4个月。直到现在，他教授MBA课程时，更多选择用英文授课，特别是书面表达时，就更希望用英文来书写。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雷立柏（Leopold Leeb）认为，语言既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工具，其本身也是文化的一部分。雷立柏曾师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汤一介先生，汤一介“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走向中国”的观点带给他很大影响。

　　雷立柏曾出版中文著作《张衡，科学与宗教》、《古希腊罗马与基督宗教》、《基督宗教知识辞典》等哲学、宗教学著作。但近年来，受到汤一介观点的启发，雷立柏将学术精力逐渐从中国古代哲学方面，转向更基础的语言学。如今，通晓拉丁语、古希腊语、古希伯来语、英语、汉语、德语的雷立柏，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与拉丁语相关的课程，并出版《简明拉丁语教程》、《古希腊语入门教程》等工具性教材。

　　雷立柏做的是基础性、工具性的促进学术交流的工作，潘维廉则直接成为中外特别是中国同欧美国家的文化、贸易交流“使者”。潘维廉多年来向父亲介绍中国发展的家信汇总而成的《潘维廉的厦门来信》即将出版，并推动厦门、泉州、上海、南京等十几个城市与欧美开展贸易、文化交流。在学术研究方面，潘维廉还发现，不同于西方政治、军事为后盾的殖民贸易史，中国东南沿海一带数百年来“下南洋”的客家商人，才是更加纯粹的国际贸易案例，值得学界系统考察、研究。

　　做具有东方视野的学术

　　拉赫曼认为，中国学术环境的第一个特点是科研条件与国际接轨，科研经费相对充足，科研效率非常高。在华期间，潘维廉见证了厦门大学的变化，也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科研环境变化。“我刚来中国时，在厦大教MBA，连授课教材都很匮乏。”但中国今日的学术环境已然令外籍学者另眼相看，拉赫曼说：“我有在美国、挪威等国家的学习经历，还在孟加拉外交部下属的研究所从事学术研究。我认为中国当下的科研环境是与国际接轨的。”

　　拉赫曼说，中国学术环境的第二个特点是近年来中国对外籍学者越来越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尽管我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者，在复旦大学仍然能够感受到开放与热情。我深切地体会到，中国是非常鼓励年轻学者从事科研工作的，会为他们提供科研资金以及其他必要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