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5日，尼泊尔发生8.1级强烈地震，尼泊尔遭遇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国西藏等地也遭受人员伤亡和较大损失。日益频繁爆发的灾疫现象引来了伦理学界的关注。近年来，一些学者倡导和建构灾疫伦理学。作为一门新型的综合性应用型人文科学，灾疫伦理学以期为灾疫防治和灾疫后重建提供伦理方案，为地球重建生命秩序，为每个生命重获存在安全提供伦理方案。围绕这一新兴学科的产生和发展，记者采访了相关学者。

　　应对“临界态”境遇下的智慧

　　20世纪80年代末，国内外学者均开始对自然灾害予以伦理探讨。四川师范大学政治教育学院教授唐代兴表示，灾害学的迅速发展，把灾害问题从自然科学领域推向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由此催生了灾害伦理学。万艳华在2003年出版的《城市防灾学》一书中最先提出构建“灾害伦理学”。

　　2003年，“非典”肆虐加快了学者对流行性疾病的思考，东南大学教授孙慕义提出，“创构灾疫伦理学是生命伦理学的一项使命”，并将“灾疫伦理学”定义为：有关突发严重疫情的伦理问题、伦理关系、应对由疫情引发的公共卫生政策以及各项制度的伦理学原则研究的生命伦理学分支学科。在孙慕义看来，“灾疫”包括自然灾害和瘟疫等流行性疾病。因而，其主张的灾疫伦理学，相较研究自然灾害的伦理学范畴更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赫治清认为，对于“灾疫”这个概念，还需斟酌。

　　不过，抗击“非典”过后，灾疫伦理学问题也一同沉寂。2008年，汶川发生大地震、飓风袭击海地、洛杉矶发生严重山火……这一系列自然灾害严重威胁人类的安危。全球进入对灾疫问题的伦理审思，并引入了一种生命存在与生存的视域。

　　正视灾疫，更需要对之有一种科学、合理的解释范式。在孙慕义的组织和倡导下，2008年11月，全国首届灾疫伦理学学术研讨会在浙江乌镇召开。会上，卫生法学、医学伦理学、灾害学、心理学等多学科专家呼吁构建灾疫伦理学。唐代兴表示，乌镇会议意味着灾疫伦理学的诞生。

　　灾疫伦理是人们应对非常态、甚至“临界态”的生存境遇的伦理智慧。赫治清表示，它是应对当前日益严重的灾疫的需要而产生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

　　吸收借鉴与独立发展并存

　　唐代兴表示，“灾疫伦理的很多知识体系都是在吸纳医学伦理、公共卫生伦理、生命伦理学等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们之间有相当深厚的渊源关系。”赫治清认为，灾疫伦理学的发展，一方面要借助这些相关学科的理论，另一方面，还要研究与这些学科之间的区别，以促进其理论建构和独立发展。

　　为促进灾疫伦理学的发展，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罗祖德认为，相关学者要走出学科的局限，实现跨学科交叉研究。对此，赫治清表示，灾疫伦理学的发展需要多学科的参与，需要生态学、环境学、心理学、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配合。以史学为例，赫治清对记者说，防灾、抗灾、救灾自古以来就备受人们重视，追溯人类应对灾害的历史以及表现出来的精神价值，对于建立灾疫伦理学具有积极的启迪作用。同时，总结和梳理中外历史上灾疫应对的经验和教训，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现实需要开展研究，有利于进一步完善该学科。

　　在当代社会，灾疫问题不是局部或偶然的，更不是孤立和静止的。唐代兴认为，必须具备生态整体性的视域，把灾疫问题纳入人、生命、地球、宇宙之共生互动的整体框架中来考察。他表示，灾疫伦理学要统合和关联众多应用伦理学科，构成一个更宏大的学科视域，架设起一个多元包容的学科审查平台，使自身具备开放性视域。

　　要促进灾疫伦理学的发展，在孙慕义看来还需要将其纳入教学体系。孙慕义建议，学校尤其是基础教育阶段的中小学校应将灾疫伦理教育纳入课程教育体系，开展以灾疫为素材和内容的全民性伦理教育。

　　研究方法和手段有待完善

　　长期关注灾害研究的罗祖德表示，灾害伦理研究基本上处于经验描述阶段。“多数还只局限于个别具体的灾害事件；虽然有大量的资料，但大多是零散的、局部的。”不过，令人欣喜的是，最近几年灾疫伦理学的研究有了新的发展，并出版了相关专著。目前，灾害研究的趋势朝着综合化、专门化的方向发展。

　　罗祖德认为，应把灾害多发地区和城市作为研究重点。因为城市经济密集、人口聚集，对灾害有放大效应。同时，一些灾害的发生会产生次生灾害，因而多种灾害的综合研究也很重要。

　　“对灾害研究的方法和手段有待进一步完善。”罗祖德表示，过去主要以观察、描述、推测等方法为主，大多重视灾害发生的过程和结果，而对灾害的起因、发生的机制、预防的措施等研究较少。他表示，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特别是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计算机科学、遥感技术的发展，为灾害学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把这些新理论、新技术应用于对灾害的研究必将有重大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