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法制与法治、管理与治理尽管只有一字之差，但其内涵与指向均存在明显甚至是实质性区别。价值观念、价值观、某某（主义）价值观，也与此类似。其中，价值观念侧重于思想观念中各种为人所珍视并为之努力的美好诉求，如幸福、和睦、自由、平等、民主等，初步回答了个体价值取向“是什么”的问题；价值观的实质是“观”价值，即从一定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看待与审视涉及价值的各种思想和行为，由此构成了进一步判断与选择的基准，初步解决了“为什么”的问题；而某某（主义）价值观，毫无疑问是对价值判断有了非常清晰的理论建构，可称为理论化、系统化的价值观，它不仅完成了“为什么“、“是什么”和“怎么办”的逻辑回环，还要求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以及相应社会建构的完善。如果说价值观念是散发的、朦胧的，那么价值观已经拥有了观测世界的手电筒，而某某（主义）价值观则进一步完成了由自发到自觉的跨越，提供了理想世界的精神蓝图与动力方案。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个社会中成为主流的某某（主义）价值观，往往是主导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里，个性与共性、特殊与一般、具体与抽象是任何事物都存在的两个基本面，缺一不可。越强调具体，则越突出个性和个体的特殊性，感受个体的与众不同与世界的丰富多样；越进行抽象，则越突出通过共性提炼出一般，洞察天下大同的规则解码与趋势变化。只关注个性而不关注共性，往往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只重视共性而不重视个性，大多夸夸其谈不着实际。因此，只有充分结合共性与个性，才能真正在欣赏多彩世界的同时领会万变不离其宗的韵味，在探究世界同一性时考量多元与演化。把握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实际上正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到具体的结合。

　　在所有的价值观念中，幸福快乐无疑是最具有一般性或者说普遍性的概念。然而，当我们进一步追问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快乐幸福的时候，每个个体的答案很可能千差万别：有人认为是“财务自由”，有人认为是“老婆孩子热炕头”，有人认为是“内心的安宁”，还有人认为是“牺牲以拯救世人”……显然，以追求财务自由为目标的人，无法真正理解人均寿命不高、受教育率较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很低的不丹，为什么能成为世界最幸福的国家；以自利为行为准则的人，也无法真正体会宗教人士的幸福追求。正是因为这种差异，才有了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与概念所产生的完全不同的理解，也才有了晋惠帝司马衷对老百姓为什么不吃肉糜来解决饥荒问题的“荒谬”提问。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每一个个性的背后都隐藏着共性，每一种具体都联系着抽象。在真理性认识与追求快乐幸福的实践上，可谓是条条道路通罗马。不过，每一种个性与共性、具体与抽象的关系，均有直接与间接、主要与非主要之分。因而，从每一个个性和每一种具体出发，其所关注到的规则世界，一定是“远近高低各不同”，这就构成了认识论上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不断逼近的试错性演化，也导致了现实世界参差不齐的认知倾向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正是基于现实差异，革命先贤与理论家们强调实事求是和因地因时制宜。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习近平同志亦有言，“鞋子合不合脚穿着才知道”。很多美好的事物，如果对社情民意缺乏深入了解，很可能只是看上去很美，甚至是南橘北枳。譬如，如何做到民主、让民主真正运转起来，在许多地方都是一个问题。如果仅仅将民主理解为看似公平的选举投票，却不能接受其背后的一整套规则体系，那么这种民主只是个梦幻的乌托邦。在课堂中，笔者曾设计了关于春游投票的小游戏，几乎所有的同学都认可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但当问及投票结果产生后，未投赞成票的同学是否可以退出不参加，有超过一半的同学认为可以。这两个自相矛盾的判断为多数人所认可，充分说明了民主认识与民主实践的薄弱，而民主的进化依然需要公共辩论与民主实践探索的累积。这在城市社区治理实践中，就表现为既得利益受损的业主们要求废除刚刚被集体投票通过的协议；在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实践中，突出地表现为前期泰国“红衫军”和“黄衫军”的轮番对抗以及多发的军事政变。

　　因此，只有充分立足民情、社情和国情，充分借助融合传统与现代的累积性实践，以海纳百川的精神达成“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的相互演化，才能更好地朝着理想世界不断逼进，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进程中铸就中国梦。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