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1日，承载着新兴市场国家期待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以下简称“金砖银行”）在上海正式开业，此事成为国内外经济和金融领域的热点话题。近日，本报记者对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策对话倡议组织（IPD）金融市场总监、英国发展研究所（IDS）教授、研究员斯蒂芬妮·格里菲斯-琼斯（Stephany Griffith-Jones）进行了专访，请她谈谈对金砖银行的评价和建议。

　　《中国社会科学报》：金砖银行总部落户上海，您如何评价这一选址？

　　琼斯：这一选址很好，此前的传统都是全球金融中心位于发达国家，而上海是新兴国际金融中心之一，体现了一种变化。将金砖银行总部设在上海，还可以充分吸收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运营经验和中国的发展经验。因此，无论是从象征意义还是实际意义上来讲，金砖银行在上海安家都是一件好事。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促成金砖银行成立的最大因素是什么？国际社会作何反应？

　　琼斯：从经济层面看，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拥有大量的储蓄资金和外汇储备，而其基础设施融资方面的缺口巨大。据英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施特恩（Nicholas Stern）等人估算，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缺口高达每年1万亿美元左右，按其所占GDP比例计算，最大的缺口在非洲，按总额计算，最大的缺口在亚洲。现有的金融机制，无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都不足以填补如此之大的缺口，一方面是因为其资金有限，另一方面是因为发达国家不想失去对国际金融秩序的主导权。例如，发展中国家希望世界银行扩大资本金，而美国和欧洲既不愿意自己拿出更多钱，也不愿意发展中国家增加出资进而分给这些国家更多股份，同时美欧希望继续控制世行，不想弱化自己的投票权。就这一点而言，世行是很守旧的，它仍在固守二战后的国际金融秩序。正如联合国前副秘书长何塞·安东尼奥·奥坎波（José Antonio Ocampo）所言，改善全球治理有两条途径，一是建立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金融机构，二是发展中国家应努力争取自己在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的更高地位。可喜的是，许多人对金砖银行表示欢迎。世行行长金墉（Jim Yong Kim）就对金砖银行持开放、支持的态度。7月，金墉访问中国时表达了对金砖银行和亚投行筹建取得重大进展的祝贺，以及世行将与这些新机构密切合作的意愿。

　　《中国社会科学报》：西方国家存在着诸如“金砖银行将威胁到世行和IMF的地位”之类的言论，在您看来，金砖银行是否将对世行和IMF构成一定程度的竞争甚至挑战？

　　琼斯：我不认为金砖银行会威胁到世行和IMF，促进全球发展要做的工作太多了。世行、IMF不会因为有了金砖银行就没事可做，他们各有其责。我认为，金砖银行与世行、IMF之间会出现良性竞争，如果金砖银行运转良好、效率更高，也会推动世行等提高效率。世行及现有的其他开发银行的一个问题是其设置的保障政策非常多，贷款审批程序漫长。而且，世行的贷款条件很严格，有时没有考虑到受援国的实际情况，对受援国的意见不够尊重，这与发达国家希望发展中国家追随他们的发展道路有关。金砖银行会非常注意向“前辈”机构学习，借鉴它们的经验教训，金砖银行的倡导者以及学者也在和世行、亚洲开发银行、美洲开发银行的管理者对话，以了解它们是如何运作的。我建议，金砖银行避免使用复杂的金融工具，金融工具越复杂，其设计和应用所需的时间就越长，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也显示，复杂金融工具常常会带来信息披露不透明、风险上升，导致未来的损失。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来，同样备受关注的亚投行也是由金砖国家之一中国倡议筹建的，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都是其创始成员国。亚投行与金砖银行均为新兴的开发银行，二者的功能和业务会不会有重复？

　　琼斯：会有一定的重复，但两者的侧重点还是有区别的。既然亚投行是一家专门针对亚洲的区域性银行，金砖银行或许会更偏重非洲和拉丁美洲。我认为，金砖银行和亚投行未来应该也会投资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因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的缺口很大，中国在这方面也有许多成功经验。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金砖银行短期内可能面临哪些困难？例如，金砖银行各成员国的股权和投票权均等会不会降低决策效率？

　　琼斯：金砖银行刚刚成立，谈困难可能为时尚早。总部位于中国，区域中心位于南非，行长、董事会主席、理事会主席分别来自印度、巴西、俄罗斯，投票权均等……这些都是金砖银行制度民主的体现，我不确定这必然会导致效率下降，还有待观察。金砖银行、亚投行等新兴开发银行，需特别重视的一点是项目评估。贷款组合的扩大与贷款质量之间需要平衡，因为高质量贷款能将项目的发展影响力最大化，将违约风险最小化，进而提高开发银行的信用评级。好的项目应该既能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带来积极的环境影响，又能盈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