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为战后德国史学的重生作出巨大贡献的一代历史学家,正在迅速地退出历史舞台。这份逝者名单中包括韦勒(H-U.Wehler,1931—2014)、蒙森(H.Mommsen,1930—2015)、李特(G.A.Ritter,1929—2015)、冯塔登(R.v.Thadden,1932—2015)、布拉赫(K.D.Bracher,1922—2016)等人。随着他们的逝去,其所信奉的德国人的自我批判史观和聚焦于俾斯麦帝国的历史视野也越发失去阐释权。与之相应,年轻一代新的历史观和研究旨趣则日益占据核心地位。

　　两大新主题:记忆和时间

　　在新兴的研究对象中,“记忆”和“时间”是两大不断被德国学者深化的主题。一方面,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益繁荣的记忆文化研究,在新世纪发现了一个隐匿已久的对象——“遗忘”。施韦德勒(G.Schwedler)和阿斯曼(A.Assmann)等研究者意识到,人类生命和社会生活的基本模式不是记忆而是遗忘,而这种遗忘是可以被操控的。因此,近年来,他们着重研究心理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框架下文化性遗忘的形式和功能,研究从古代到中世纪以抹杀个体在集体记忆中的存在为目标的“除忆诅咒”,研究近现代史中有意或无意“被遗忘”的战争、受害者或者代群。

　　另一方面,沿着历史理论家科泽勒克(R.Koselleck)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所开辟的道路,德国研究者们开始探寻历史性的时间经验、时间关系和时间理解的复杂性。他们不再以线性物理时间作为历史研究的认知基础,而是将时间视为一种多层次的、人造的文化产物,认为其具有可延伸、可积聚、可压缩、可加速的多元性。时间秩序隐含在人们的感知模式、行为方式和阐释框架中,却一直没有作为一个内在聚合的话语被理解。于是,阿斯曼(A.Assmann)、兰德威尔(A.Landwehr)等人开始追问:不同时代的时间体验有何不同?过去、现在与未来究竟是何关系?现代时间制度是如何建立的?在法国大革命成为时间经验的转折点之前,“现在”在17世纪的“被发现”是否更早地改变了对时间的感知?我们的生活里是否有太多的过去,我们又要如何面对未来?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使得德国历史学家日益拥有一种更动态、更开放、同时也更批判的时间进程观。

　　德国史:从单数到复数,从特殊到普通

　　在传统的民族国家史领域,最突出的变化是,对多样性的追求使得单数的德国史变为复数的德国史。在新的民族史叙事中,韦勒和温克勒(H.A.Winkler)等老一辈德国历史学家那种泾渭分明而具有挑衅性的阐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对离散性的政治—文化经验和传统更泰然自若、更冷静自制的讨论。在复数的德国史中,既有独裁专制,亦有民主共和,既有宽容亦有镇压,既有屈从亦有反抗。无论是在《当德国尚未是德国时》《一百件物品中的德意志史》《什么是德意志?一个民族的自我探寻》等一经出版就即刻登上各大畅销书排行榜的通俗作品中,还是在赫尔伯特(U.Herbert)的《20世纪德国史》、勒德尔(A.Roedder)的《21.0:当代简史》等严谨的专业著述中,德国的形象都变得格外丰满。

　　与此同时,在纳粹史研究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现象:一方面,对纳粹主义的兴趣大幅度地回落了,尤其是伴随着20世纪八九十年代激烈的纳粹史争论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历史学家,很少选择其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但另一方面,纳粹主义研究的新主题仍然在不断地被开辟,比如希腊、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纳粹占领国与希特勒政权的合作关系,德国军队的撤退过程,战争中的族民共同体等问题都在近三四年中才逐渐得到研究。两德统一到来时,人们也曾认为不会再对纳粹主义感兴趣了,但随后的戈德哈根争论和国防军展览之争再度掀起了讨论的热潮。因此,今天的德国学者相信,每一代德国人都有直面纳粹历史的需求,这一点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