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史上,出现了一大批有造诣的旧体诗词作者,他们的作品并非与现代绝缘,比如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毛泽东“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这些作品的用字、意象、意境,无不透露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新气象,它们是中国的,更是现代的,理应被视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形态之一,甚至可以说它们更直观地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承续与再创造

　　近几年,《中国诗词大会》《诗书中华》等传统诗词类电视节目一度在各类媒体上“刷屏”,其高人气可见一斑。诗词类电视节目的成功绝非偶然,它生动说明传统诗词在今天仍具有深广的群众基础,传统诗词背后所连接着的传统文化在今天仍有着无可比拟的影响力。据相关统计,成立于1987年6月的中华诗词学会现在会员近10万人,是有影响的民间社团,与此同时依托于高校社团、网络论坛以及自办纸媒的各地爱好者更是人数众多。抛开人数不讲,仅从人们对诗词类电视节目发自内心的热情来看,旧体诗词的阅读、创作及评论仍然是当代精神文化生活不容忽视的一部分。然而,翻开各类现当代文学史论著,却基本见不到现当代“旧体诗词”的踪影。一热一冷,引人深思。

　　传统诗词之“冷”,源自近现代以来中国诗歌传统的断裂。中国从来“诗国”,绵延数千年的诗歌传统定义并深刻塑造着我们民族精神生活的整体品格:姑且不论《诗经》《楚辞》的滥觞、唐诗宋词的辉煌,即使是在“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王国维语)逻辑下通常被认为以小说、戏曲为代表文体的明清两代,读书人也仍以“诗歌”为文学的正宗、以“诗人”为最高的褒扬。然而,这一诗歌传统在近现代出现巨大的断裂。造成断裂的表面原因是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的大潮以及白话文的提倡和推广,小说这一文体在“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梁启超语)观念影响下,取代了诗歌成为中国文学新的“正宗”。其潜在原因是“进化论”逻辑在文学领域的消极影响:传统诗词因自身“不可避免”的落后与缺陷,“不可避免”地被“科学”“先进”的新诗所淘汰、取代,“时间”这一尺度成为价值判断最核心甚至是唯一的标准。于是,诸如“此等没价值诗,尚无进古物院资格,只合抛在垃圾桶里”的论说深入人心。近几十年,在市场大潮挟裹而来的浮躁气息冲击下,中国诗歌传统的断裂就愈来愈严重了。

　　五四运动以后,随着白话文学的兴起,大部分文体逐渐完成了由“文言”向“白话”的转换。正是在这一进程中,古典诗词不仅失去了文学主流地位,而且逐渐被排斥在“现代文学”之外。上世纪80年代,在“重写文学史”口号的鼓舞与激励下,各类现当代文学史著作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令人遗憾的是,现当代旧体诗词仍被有意或无意地疏漏和遮蔽,仍处于“无地彷徨”的尴尬境况,其身影依然难觅于这些名之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论著之中,似乎它们并不存在。

　　其实在20世纪舞台上,旧体诗词的身影一直未曾消失:从1909年成立的南社,到上世纪40年代延安时期的“怀安诗社”,再到1976年的“天安门诗抄”,乃至如今个性鲜明、自成一家的网络诗词创作,旧体诗词都展现着绵长坚韧的生命力。这些旧体诗词的创作者来自于广泛的社会阶层,这其中有否定、批判旧体诗词的新文学家,如开新诗一代诗风的郭沫若就创作有1400余首旧体诗词;又如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郁达夫等,也是旧体诗词创作的一把好手;有戎马一生、德高望重的政治家,如毛泽东“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阔达气象至今仍熠熠生辉;有学者、画家,如程千帆、王季思、齐白石、黄宾虹……他们将旧体诗词与自身所长结合起来,开拓了旧体诗词的意境和表现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