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自周秦至唐代,一直雄踞北方,司马迁说,“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公元10世纪以后,北京又见证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南北朝的开启和对峙。

　　“燕山如长蛇,千里限夷汉”

　　公元916年,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创建契丹国(后改称辽)。契丹与中原王朝本是朝贡关系,但其势力不断壮大,武力已足以抗衡中原,并于936年扶植石敬瑭建立晋国。作为条件,石敬瑭将雁门关以北和幽州之地(《宋史》称之为燕云十六州)献出来,使契丹的疆域扩展到长城沿线。北京及雁北之地归契丹政权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由此奠定了契丹雄踞北中国的基业,这有三方面的表现:

　　其一,契丹开始积极采用汉族先进的统治方法,“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辽史·百官志》记载:“既得燕、代十有六州,乃用唐制,复设南面三省、六部、台、院、寺、监、诸卫、东宫之官”。同时,升幽州为南京,又称燕京析津府。这是北京第一次长期作为王朝的国都(陪都),《辽史·地理志》记载了当时燕京的规模:“城方三十六里,崇三丈,衡广一丈五尺。敌楼、战橹具。八门:东曰安东、迎春,南曰开阳、丹凤,西曰显西、清晋,北曰通天、拱辰。大内在西南隅。”

　　其二,契丹从此拥有大片的农耕区域,“水甘土厚,人多技艺”,物产丰富。苏颂的诗句“农人耕凿遍奚疆,部落连山复枕冈。种粟一收饶地力,开门东向杂夷方。田畴高下如棋布,牛马纵横似谷量”,描绘出一幅农业耕作与农牧业迅速发展的场景。《契丹国志》记载,燕京“户口三十万。大内壮丽,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聚于其中。僧居佛寺,冠于北方。锦绣组绮,精绝天下。”时人称燕京“兵戎冠天下之雄,与赋当域中之半”,确保了辽廷财源供应充足有序、永不枯竭。

　　其三,改变了北方民族在与中原王朝军事斗争中的被动局面,使契丹取得了战略主导权。燕山等崇山峻岭及逶迤的长城不再成为契丹铁骑南下的屏障,而是成为其稳固的大后方。苏辙在其《奉使契丹二十八首·燕山》中道出了燕山的重要性:“燕山如长蛇,千里限夷汉。首衔西山麓,尾挂东海岸”。此后,契丹与中原王朝才真正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南北朝相互对峙的局面。

　　“天下视燕为北门,失幽、蓟则天下常不安”

　　割让燕云十六州的战略意义是致使中原王朝感受威胁长达近二百年,契丹骑兵可沿着幽蓟以南的坦荡平原直冲河朔。所以《日下旧闻考》称:“天下视燕为北门,失幽、蓟则天下常不安”。在167年的统治中,北宋政权对燕云十六州念兹在兹,宋太宗曾发动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战役和雍熙北伐,均以失败告终。宋神宗时的王安石变法,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强兵”针对的目标之一就是辽。王铚《默记》说:“神宗初即位,慨然有取山后(燕山以北九州)之志……其后永乐、灵州之败,故郁郁不乐者尤甚,怆圣志之不就也。”宋徽宗为继承神宗遗志,冒险采取了联金灭辽的政策,最终导致亡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