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的上空游荡。”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问世,马克思主义横空出世,迅即照耀欧洲,震撼世界。马克思、恩格斯以天才般的预见和极具才情的语言描述着这一“幽灵”在欧洲乃至世界的前程和命运。

　　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今年也是马克思主义诞生170周年,更是马克思的英名传入中国近120年和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100年。19世纪末,西方传教士首次在中国介绍马克思大名与观点,其地点正是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的上海。

　　传教士首次带来“马克思”

　　119年前,马克思的英名由西方传教士引入上海,直接传入中国。

　　马克思的英名及其学说究竟何时传入中国?这在国内学界曾引发热烈讨论,出现过1898、1899和1902年三种观点。

　　1985年,广西民族学院林琳指出:“公元1899年2月(清光绪二十五年正月),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第121期发表的《大同学》　第一章中有一段话首次提到马克思的名字”。他引述《大同学》中一段原文:“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实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蔓延日广,诚恐遍地球之财帛,必将尽入其手。’”他据此认定:马克思的最早中译名就是马克思,他的名字第一次被介绍到中国来是1899年2月。“这是毋庸置疑的史实。”

　　但是,宁波大学陈铨亚1987年9月10日发表《马克思主义何时传入中国》,提出“1898年说”。其依据是:中国最早提到马克思及其学说的中文著作是“英人克卡扑(Kirkup)所著的《社会主义史》。此书因广学会的著名人士李提摩太委托,由胡贻谷翻译,于1898年夏天在上海以《泰西民法志》之名交付广学会出版”。此说后来被华东师范大学周子东等编著的《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传播》(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吸收,也被其他一些学者引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唐宝林1998年4月3日发表《马克思主义何时传入中国》,对马克思学说1898年传入中国说提出质疑,“经笔者考证,此说可能有误”。该院王也扬2000年3月发表　《关于马克思主义何时传入中国的一个说法之误》,通过颇有说服力的史料,明确支持唐宝林的说法。他说:“现藏上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图书馆的广学会1912年度工作报告(英文)中有当年该会新版(New)和再版(Reprints)书籍的完整目录,《泰西民法志》(History　of　Socialism(Kirkup)by　I.K.Hu)清楚地列于1912年新版书之中,并记有印数1000册。而1898年度的广学会工作报告并无出版此书的记录。另外,笔者还见到《泰西民法志》　的译者胡贻谷1917年为其老师谢洪赉(又名庐隐)撰写的《谢庐隐先生传》(现藏上海图书馆),书中写道,‘著者获遇先生,在一八九八年之初,盖为余初入中西肄业之年也,时年仅十四。’显然,一个初入中西书院学习的14岁少年是不可能翻译《泰西民法志》这样的著作的。1912年出版的《泰西民法志》,书前有译者胡贻谷写于宣统庚戌(1910年)的序,版权页上印有‘上海广学会藏版,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的字样。”

　　此说一出,讨论停止。

　　一场争论终于回到原点:最早准确翻译马克思名字并介绍其部分学说的,正是1899年2月至5月《万国公报》第121册至124册连载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根据英国社会学家本杰明·颉德(Benjamin　Kidd)的　《社会进化》(Social　Revolution)一书翻译、上海人蔡尔康笔述、后于1899年5月成书出版的汉译书籍《大同学》。

　　然而,中国最早一批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的书籍,毕竟处于马克思学说引入中国的初始阶段,不仅限于片言只语,且其文字甚至内容也不乏误译之处。所以,国人真正知道并关注者寥寥无几,因而并未产生什么社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