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1日,记者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获悉,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易翠兰于当日0时56分离世,享年93岁。面对逝者,除了表达哀思之外,与之相关的口述历史项目也引起关注。那么,在灾难记忆口述历史研究史料的收集中,如何做到既保护受害者的心理,又可以获取更为真实的史料?围绕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口述史并非是简单复原访谈史料

　　提及口述史,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访谈,但访谈并不等同于口述史。中国传媒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王宇英表示,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口述史是研究者对口述史料的加工、整理、研究和提升,而不是访谈史料的简单复原。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青年学者武黎嵩正在主持“最后的证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历史项目”。他表示,口述文献的后期整理一般要经过三个阶段:逐字记录的文稿—初步整理的自传稿—经过考异、且有文献参证的口述史料。口述史料是讲述人和记录整理人在共同制作一份历史文献,简而言之,口述历史是对个人记忆进行历史文献化的过程。

　　“如果对口述者的讲述不加研究、查核地记录下来,只能算是最初胚的访谈资料,不能称作是口述史。口述史的根本在于专业加工,这就要求主持者、参与者要用文献资料和口述史料相印证,不断进行再证明、再研究。”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说,在灾难性历史事件中,受害者多为普通人,在历史文献中少有他们的记载,因此,口述史调查非常重要,这有助于重建相关历史事实。

　　“对于灾难性历史事件而言,口述史有别于理论分析和带有怀疑性的揣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历史的真相。”从事七三一部队口述史料整理和研究工作的哈尔滨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杨彦君表示,亲历者的角色无法替换,其讲述是口述史料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学者来讲,当事人记忆性的误差和所持有的立场,虽非绝对客观,但仍极具价值,学者在口述史料收集的过程中要慎重考量。

　　降低追忆过往对幸存者造成的伤害

　　记者了解到,截至12月21日,目前登记在册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剩104位;“慰安妇”幸存者登记在册的人数也从21世纪初的100余人到如今的20人。学者表示,开展灾难记忆口述历史研究项目已经十分迫切。但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口述史料收集过程中降低追忆过往对幸存者所造成的伤害成为一个必须关注的问题。

　　杨彦君表示,访谈不能触及被访者的自尊。事实上,从事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和“慰安妇”幸存者口述史工作的研究人员在相关采访中,已经在尽量避免这一伤害。苏智良告诉记者,在采访前,他们会充分做好案头工作,一般的问题通过案头工作来了解,必须要受害老人口述的问题,再请老人自己去讲述;在采访开始时,他们会向老人承诺对口述内容进行保密,仅做史料留存和研究使用;在采访中,他们十分注意访问环境的情况,比如说到性伤害的事情,尽量引开异性及老人的亲人,尽可能减少老人讲述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