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新闻舆论从来不应该脱离现实语境而存在。在当前的新媒体环境下,新闻舆论的下位潜在主体与本位主体之间呈现出的叠加融合趋势,为新闻舆论提供了新的内涵境界。

　　新闻舆论是人们认识主客观世界并加以沟通协商进而取得共识的重要媒介,属于社会意识形态概念范畴。就新闻舆论的本体特征而言,尽管学者多有分析论述,却也存在着巨大分歧。至于新闻舆论概念的源流等,则几乎未有涉及。笔者不揣浅陋,从新闻舆论概念的源流入手,分析这一概念的发展及其在时代语境下呈现出的新内涵。

　　新闻舆论研究在中国走向深入

　　在近代中国,对舆论现象的看待几乎与新闻学的发展同时发轫。梁启超特别关注新闻舆论(报刊舆论)对公众舆论的引导和改造,认为新闻舆论是“舆论之母”。在梁启超之后率先提出“新闻舆论”概念的是林语堂,他出版的英文著作《中国新闻舆论史》,把舆论学和新闻史结合起来加以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在《中国新闻舆论史》中,林语堂虽然没有定义新闻舆论概念,但从其使用英文“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指称来看,这时的新闻舆论尚不能称为概念,而是借由特定的研究思想将报刊新闻与公众舆论联系起来进行的关系对照研究。

　　作为为数不多的有关新闻学、舆论学、宣传学著作中的一部,《中国新闻舆论史》有着广泛的学术影响,接下来的新闻舆论研究也往往秉持了新闻与舆论关系研究的视角。如甘惜分在1982年出版的《新闻理论基础》,有一章专门讨论了舆论,并对“新闻事业和舆论”的关系加以论述。

　　追溯舆论和现代媒体结合的研究,就不能不提美国政论家李普曼,他在1922年出版的《舆论学》,不但回答了舆论的本质问题,还把报刊传媒对舆论活动的影响纳入研究视野。尽管李普曼对舆论和媒体的研究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但他在著述中并没有把“新闻舆论”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加以研究论述。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李普曼认为,把新闻机构当成一个直接民主的机构,设想成一个“舆论的法庭”或机器,并非切实可行。李普曼强调的实质就是舆论的意识形态属性。但在一些西方国家,新闻媒体往往标榜自己是“独立”的,否认党派属性及意识形态属性。因此,在李普曼之后的西方学界,并未催生“新闻舆论”这一带有意识形态属性的词汇。在关系论视野中,研究热点仍然集中在政府与公众舆论、政治与公众舆论、法律与公众舆论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在为数不多的新闻舆论研究中,往往是对早期报刊媒介与公众舆论关系的思考,如二战前日本的媒体与公众舆论的跨国语境研究,在概念使用上,也仅仅使用了“Public Opinion and The Press”这样的词汇。

　　与西方学界对“新闻舆论”的使用态度相比,中国对新闻舆论的研究则从改革开放后不断走向深入,逐渐形成具有特定指称的学术性概念。

　　“新闻舆论”概念使用面临泛化

　　1979年,《南昌晚报》的朱昌勤在《新闻战线》发表《说说“对口径”》,提到“林彪、‘四人帮’控制新闻舆论时期,他们强制我们新闻界,按着他们的调子讲话”。文中提到的“新闻舆论”与学术研究视野下的概念显然有所区别,意指“新闻话语权”,其主体是新闻媒介组织,这一来自于业界的概念指称逐渐为研究者所接受,新闻舆论的政治性、意识形态性开始被加强。在新媒体语境下,在既有概念使用基础上,概念使用也开始面临泛化。具体的泛化行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以一般舆论替代新闻舆论。一些研究论述尽管以新闻舆论作为对象,但在具体论述中,却仅仅阐述舆论的价值及影响,在逻辑上没有对新闻舆论进行特定研究与梳理。

　　二是以宣传替代新闻舆论。在对舆论与新闻舆论的概念特性解析中,有研究者认为舆论是自发的意见表达,而新闻舆论是自为的意见表达,由此把新闻舆论混淆为新闻宣传或政策宣传,强调新闻舆论的工具属性,突出新闻舆论的组织(宣传)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