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爆发的金融海啸迅速席卷全球,世人也把这场危机千夫所指般锁定在了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头上,成为过去十年金融从业者批判的靶子。不可否认的是,房产泡沫是美国金融危机的直接导火索。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金融危机的爆发,也让经济与金融专家再次陷入了“集体的迷思”。分析这场危机的文章铺天盖地:有人把格林斯潘拉下神坛,非难20世纪末期他的低利率货币政策为本次危机埋下祸根;有人将祸根指向华尔街,指责无良的投资银行家,唾弃毫无用处的金融工程模型。去掉细枝末节,立足历史视角,勾勒出危机的骨架,或许我们会有新的认识。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教授和哈佛大学肯尼迪行政学院比尔米斯教授就给出了一个“全新的解释视角”。斯蒂格利茨在其著名的《三万亿美元的战争:伊拉克战争的真实成本》中写道,全球金融危机是伊拉克战争后果长期蓄势的最终爆发。战争开始后,为鼓励家庭借贷、扩大消费,美联储除了降低利率,还降低了借贷标准,而战争意味着美国要借更多的债。由于战争开支庞大,财政吃紧,美国不得不通过发国债的方式向国外借款。这场战争把美国的财政越掏越空,导致美国的经济实力与国际金融地位日益削弱。可以说,煽动这场金融危机的“蝴蝶”在五年前就已经开始挥舞翅膀,然而从战争爆发到发生金融海啸的五年时间里,关于这场战争的讨论只是停留在国际政治学者或军事专家之间,并未引起金融领域的足够重视,更没有以此为契机架起国际政治与金融学界沟通的桥梁。

　　从金融登上历史舞台以来,就与国际政治密不可分。古希腊与斯巴达进行的旷日持久的战争催生了古希腊的金融业,今天我们称为“海事信贷”。“三十年战争”造就了被称为近代国际关系开端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同时,也让荷兰成了这场战争的受益者。然而在金钱驱动下“失控”的荷兰人最终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场金融泡沫——“郁金香危机”。虽然目前无论学术界还是政策界对金融的研究和关注主要还是集中在纯经济层面,但是金融的国际政治属性从来没有消失过。同样,只要还存在着“国家间政治”,存在着国家间的权力博弈,国际政治的金融属性就会永远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金融是国际权力博弈的核心。国家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对国际资本的竞争,无论是发动战争还是发展经济,拥有充足的资金都是绝对的前提。一国的融资能力直接决定着国家兴衰。哪个国家能够最大程度、源源不断地吸引到新鲜资本——也就是说具有极强的融资能力,就会获取竞争优势。这也是为什么历史上的大国兴衰、霸权更替均伴随着全球金融中心的转移,国家间的竞争在本质上也是各国融资能力的竞争。当英国在17、18世纪将国债制度逐步发扬光大,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方,其宿敌和竞争对手法国却一次次地被财政危机困扰着。英国依靠其良好的金融制度可以以非常低的成本为战争融资,而法国除了付出高利息借款外没有其他的方法来筹集巨额军费。从金融力量对比的角度看,英国更胜一筹的融资能力在一开始就为其奠定了胜利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