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军事智能化发展”。军事智能化是机械化、信息化之后军事领域发展的新趋势和新方向,是世界军事技术的新的战略制高点。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深度学习,以及传感技术、无人技术、脑控技术等在军事领域的应用,正在强力推动战争形态向智能化转变,这必将使未来战争场景发生翻天覆地变化。军事智能化的飞速发展,也将直接对现行相关法律制度带来冲击和挑战。

　　“战斗员”身份的判定

　　“战斗员”身份在武装冲突法体系中具有重要意义,是界定参战者权利义务的重要依据。当前,越来越多的智能军用机器人出现在战场上,它们具有持续作战时间长、反应能力快、生存能力强等特点,在替代人类执行特定军事任务方面具有独特优势。特别是随着军事智能化的进一步发展,军用机器人的智能化程度会越来越高,通过模仿人类神经元之间的信息传递功能,建立人工神经元网络结构,利用计算机模拟人类的认知过程和决策过程,可以像人类一样观察、学习、组织语言、处理数据、得出结论。甚至,在深度学习模型的应用下,智能可以通过捕捉经验来学习知识,在复杂系统中实现非常接近于人类的认知方式,而不仅仅是简单地利用逻辑关系、因果关系来进行形式判断。部分领域里,人工智能的思维能力可以达到或者超过人脑。军用机器人原本应当属于武器的范畴,但其向高度类人发展,使其在战场上的身份定位越来越模糊。

　　《日内瓦第一附加议定书》第43条对“战斗员”的定义是:“有权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冲突一方的武装部队成员(除第三公约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所包括的医务人员和随军牧师外)”。从措辞上看,这一规定并未将战斗员的范围牢牢限定在自然人上,没有完全排除智能机器人作为战斗员的可能性。按照传统观点来看,军用机器人显然不符合当前“战斗员”的构成条件。但是,在未来军用机器人的智慧可能大大超过人类的情况下,是否应该赋予其作战主体资格便成为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战斗员”这一概念从产生之日起,就一直在发展演变之中。从1899年《海牙公约》提出“合法交战者”,到1907年《陆战法规惯例公约》明确提出“战斗员”的概念,再到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和1977年《日内瓦第一附加议定书》对战斗员范围的界定和扩展,“战斗员”所涵盖的范围越来越大,所保护的对象也不断增多。2016年欧盟委员会法律事务委员曾提交一项将最先进的自动化机器人的身份定位为“电子人”的动议。与之相类似,未来高度自主的军用机器人能否具有“战斗员”的身份,将成为难以回避的一个法律问题。

　　新型智能装备的法律地位

　　临近空间是介于普通航空飞机的飞行空间和航天器轨道空间之间的区域。其空气密度对于飞机等航空器来说过于稀薄,在减少阻力的同时也减少了对航空器的支撑;而对航天器而言,却又显得过于稠密,摩擦阻力太大,难以维持其第一宇宙速度的运行轨道。因此,传统的卫星和飞机都无法涉足这一特殊领域。临近空间飞行器具有目前飞机和卫星所不具有的功用,在执行相同任务时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成为当前军事智能化应用的一个热点领域。但是,由于现行国际法律制度缺乏对临近空间的明确界定,导致临近空间飞行器的法律性质和法律地位并不明确。最直接的问题是,临近空间飞行器在临近空间飞行,是否侵犯他国领空?他国能否将其视为非法入境的军用飞机击落?由于外层空间和空气空间的划界问题一直没有定论,而临近空间作为空气空间和外层空间中间一个新的细分概念,必然导致国际法调整上的空白。临近空间飞行器的飞行是由国际航空法来调整,还是由外层空间法来调整,缺乏统一的认识。

　　无人水下航行器的应用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此类水下航行器可以自主控制和独立航行,灵活方便,可广泛用于执行扫雷、侦察、情报搜集及海洋探测等任务,还可能作为水下武器平台、后勤支持平台等装备使用。这类自主式无人水下航行器与传统概念上的船舶有着显著区别,它不悬挂旗帜,一般也不会搭载船员,其目的也不是为了在海洋中航行通过,而主要是在水下执行情报搜集、海洋探测等特殊任务。究其本质,它不是正常的通行船舶,而是在海中作业的机器人,无法拥有“船舶”的无害通过权、过境通行权、群岛海道通过权和公海航行自由等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