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修炼”(Exercises spirituals)这一概念是在20世纪西方学者对古希腊至中世纪的哲学与宗教研究中被提出的,起初用于指称凝聚灵魂、集中精神的技术或者宗教中的灵修传统,有时也用来指古希腊哲学中关于回忆前世生活的方法。此外,它还意指一种“迎向困苦生活的准备”。法国学者皮埃尔·阿多将之定义为“一种自愿的、个人的实践,目标在于实现个体的一种转变”。这种修炼方式既可以通过内心的话语来完成,也能够通过外在的、训诲性的话语来实现。因此,除了内心的自我修持,理论的阐述和学习也能够起到类似的作用。笔者认为,中国哲学传统里面具有与西方精神修炼传统相似或相应的内容,因此可以使用这个概念来考察。从哲学上来看,中国哲学中的精神修炼传统在道家思想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对于先秦道家哲学而言,老子的“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或庄子的“索我于形骸之外”,都可以归为一种精神修炼传统。在老子看来,这种修炼可能性根植于人与道之间能够建立的效法关系。基于此,老子为道家的精神修炼方式奠定了“致虚守静”和“归根复命”的基调:一方面,作为世界的本原和存在论序列的顶点,道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另一方面,在老子看来,“天地尚不能久”,所以要“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塞其兑,闭其门”,乃至“复归于婴儿”。这种思想应用到社会实践层面,虽然难免产生向内退守的小国寡民观念,但也促成了知足、知止、取天下常以无事的无为而治观念,在世事纷乱的情况下更表现为一种“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的玄同思想,这种思想既可以向外用来治人行事,也可以向内用于调整内心。

　　庄子哲学中的精神修炼因素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庄子比老子更鲜明地提出了身心关系的观点,心是身的凭借,而身被看作受动的对象。心与身是两个独立实体,身的遭遇并不带来对于心的必然影响,心神并不会因身体死亡而消弭:“彼有骇形而无损心,有旦宅而无情死。”因此,心可以摆脱世间纷扰,保持清静无为的状态:“其声销,其志无穷,其口虽言,其心未尝言。方且与世违,而心不屑与之俱,是陆沉者也。”在继承老子“塞其兑,闭其门”思想的基础上,庄子进一步提出了“心斋”“坐忘”的精神修炼方法,“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耳止于听,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为坐忘”,认为由此可以达到不役于物的境界。另一方面,庄子通过寓言、对话等诸多方式,来展示与他相反的观点在辩驳和实践中的失败,引导阅读者体会其思想内涵,由外部话语开启内心精神修炼。

　　魏晋时期,随着社会动荡加剧以及儒玄合流,加之黄老以降的道家传统与先秦阴阳家、神仙方术的结合,精神修炼传统开始宗教化,其代表就是葛洪的学说。葛洪接受了前人关于人的生命结构的观念,认为人的生命是由形与神两方面构成的。他认为,人的精神与身体之间存在“形神相卫”的关系,具体地说,“形须神而立”和“形者神之宅也”。形体必须依靠灵魂才能生存,同时又是灵魂的载体,灵魂同样无法脱离形体而独立存在。这里葛洪利用玄学的“有”“无”范畴论证形神关系,认为“有因无而生”“有者无之宫”,有无统一不可分,形神关系亦是相互依存互为一体。修仙方术的目的就是使形神结合而不离散。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葛洪认为,“一”是生命之本原,“人欲得仙寿,必当守之。守一则延年益寿,失一则形神消亡”。“守一”其实就是“思见身中诸神”。具体而言,要“遏欲视之目,遣损明之色,杜思音之耳,远乱听之声,涤除玄览,守雌抱一”,即遏制过多的欲求,保持精神的清静,使形神合一而长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