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

　　长期以来，每逢出现经济增长减速，我们都将其看作是一个下行的周期，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取向的调整，最终都得到遏止并回归到正常水平。然而，当前的经济形势与历史上的经验不尽相同，自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降到8%以下并保持的下行趋势，是我国经济进入增速换档期、潜在增长率下降的表现，是结构性因素而非周期性因素所致。把对经济形势的判断统一到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认识上，政策应对才具有针对性，才能预期取得良好效果。

　　增长速度决定于潜在增长能力

　　在改革开放期间，我国经济增长经历过四次低于8%的速度低点。为了认识每一次增长率低点的产生因素，我们根据各个时期的生产要素供给水平和生产率提高速度，计算了年度GDP潜在增长率，将其与实际增长率相比，看是否存在增长缺口。分几个主要阶段计算的结果是，潜在增长率在1979—1995年期间为9.7%，1995—2009年期间为10.3%，2011—2015年期间预测为7.6%，2016—2020年期间预测为6.2%。总体来说，我国长期取得的接近10%的高速经济增长，是由改革开放带来的较高潜在增长能力所支撑的。分年份做进一步的观察，我们可以得出一些重要判断。

　　首先，前三次经济增长率的低点，都表现为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形成较大的增长缺口。第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初，最低点是1981年，实际增长率为5.2%，潜在增长率为7.6%，前者与后者之差即增长缺口为-2.3个百分点；第二次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最低点是1990年，实际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分别为3.8%和6.9%，增长缺口为-3.0个百分点；第三次是2008—2009年，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最低点是2009年，实际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分别为9.2%和10.4%，增长缺口为-1.4个百分点。

　　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能力因而形成增长缺口，意味着生产要素和生产率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因此会产生失业现象，这种情况下通常表现为周期性失业率的提高。事实上，在上述三个周期的低点年份，相应都出现了就业压力加大和失业率上升的现象。因此，这三次增长速度的下行，都属于典型的宏观经济周期现象。

　　其次，从2012年开始并持续至今的第四次，即最近一次GDP增长率低于8%的情形，实际增长率并没有低于潜在增长率，因而也没有形成增长缺口。与此相应，劳动力市场状况正常，失业率保持稳定。很显然，这次经济增长速度下行，是伴随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出现的结构性变化，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表现，而不是周期性现象。

　　2010年以前我国接近两位数的潜在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得益于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和人口抚养比不断降低。主要表现为劳动力供给数量充足，劳动力素质因新成长劳动力的不断增加而得到改善，持续降低的人口抚养比有利于提高储蓄率从而提高资本积累率，劳动力无限供给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发生，以及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农业）向高生产率部门（非农产业）转移带来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这些因素都直接与人口因素相关，因此可以说，以往的高潜在增长能力以及高速经济增长来自于人口红利。

　　慎用应对周期的政策手段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达到峰值，此后一路减少。随后，该年龄段有就业意愿的经济活动人口，也将于2017年达到峰值后绝对减少。人口结构的这种变化，从劳动力数量和质量、资本回报率、生产率提高速度等诸方面产生了降低潜在增长率的负面效应。也就是说，长期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正在加速消失。对应人口红利消失从而潜在增长能力的下降，实际经济增长速度相应进入换档期。虽然当前的经济增长下行与前三次在数字上有相似的表现，即分别都降到了8%以下，由于发生的原因有着根本的不同，因此不能采用同样的手段应对。

　　在经济增长速度走低的形势下，宏观经济调控部门、投资分析师乃至经济学家，很容易在一件事上达成共识，即诉诸实施刺激性宏观经济政策。一些研究者认为当前的减速原因是需求不足，主张以扩大投资为抓手实施刺激政策，虽然在逻辑上是自洽的，但显然忽略了我国经济出现的结构性和阶段性变化。另一方面，许多研究者尽管在分析中强调了当前减速的结构性因素，最终却也得出需要刺激的政策结论。

　　之所以存在不同的判断以及理论分析与政策结论产生矛盾的现象，在于许多研究者在理论上未能区分经济增长的供给方因素与需求方因素，在实证上未能区分我国增长减速的结构性因素与周期性因素。面对不同于以往的新情况，我们需要从认识经济发展新常态出发，澄清一些相关的理论和政策问题。

　　如前所述，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的潜力决定着一个经济体的供给能力，表现为潜在增长率。在供给能力既定的条件下，需求方面的周期性变化，决定着实际经济增长是低于潜在增长率、高于潜在增长率还是恰好与潜在增长率相适应。其中，第一种情形是前三次经济增长低点的原因，通常应对策略是实施刺激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第二种情形通常表现为通货膨胀，以往也多次发生，也有相应的政策手段所对应，通常是实施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

　　我们以前从未经历过，因而常常在认识上产生困惑的是面对经济增长减速，同时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相适应的情形。在这种情形下，无论是将其误判为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还是习惯性地沿用传统思路，都会不约而同地诉诸旨在刺激需求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一个惯常的逻辑是，既然外需的扩大要取决于世界经济的复苏，居民消费需求的效果也非短期内可以改变，因此最见效也最容易找到抓手的是刺激投资需求。然而，国内外经验教训都表明，这种政策应对具有极大的风险，会对经济持续健康增长造成伤害。

　　潜在增长能力下降的含义是，企业不再能够按照以前的成本和盈利水平，生产出相同的产品数量，或者反过来说，企业保持原来的生产规模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或者获得较低的盈利或者没有盈利。因此，宽松的货币环境并不会提高企业的投资意愿，优惠性的财税环境也不能提高企业的供给能力。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是由竞争性实体经济派生出来的，在后者缺乏投资意愿的条件下，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也不是真实的，过度超前投资会造成产能过剩。结果，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所释放出来的流动性，往往会渗漏到非实体经济领域，最终，经济增长结构性下行与产能过剩现象并存，与房地产、股票市场和海外资产等领域的泡沫同时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