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红燕是被一桶冰水泼醒的。

　　借着窗外的灯光，她看见床边竟坐着一个人！来不及尖叫，拳头就劈头盖脸地砸向她。张红燕瞬间明白，是几个月没见的丈夫回来了。

　　这一次的殴打，让她尚未伤愈的身体又添多处淤伤。

　　“我要求警察验伤并留下证据，警察说没有相机，我告诉他，我带着。”鼻青脸肿的张红燕没理会警察不可思议的表情，从包里掏出相机。“被打得多了，报警次数多了，就有了经验，要留下证据。”

　　可最后，这件事还是不了了之。

　　“很多时候，人们都觉得家暴是私事，应该关起门来自己解决。即使报警，也多是调解调解就完事了。”中华女子学院教授李洪涛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长期以来，与反家暴相关的条款，都是散见于各个法律法规中，这没办法从真正意义上保护受害者。

　　“终于，我们迈出了那一大步。”李洪涛感叹道。

　　11月25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稿》）。这意味着，我国将有一部专门的国家级法律，来喝止那些高举的拳头。

　　24.7%的女性和超过四成的儿童遭受过家庭暴力

　　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才能是个头？每个被毒打的夜晚，张红燕都一遍遍地问自己。

　　这种难熬的日子，并不是只有张红燕在经历。

　　2013年10月，全国妇联出版《新时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研究》。调查结果显示，24.7%的女性遭受过来自配偶不同形式的家庭暴力。此外，调查还表明，中国家庭虐童的状况也十分严重，10～17岁儿童遭到父亲和母亲家暴的比例分别为43.3%和43.1%。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群体中，则有14%在调查前一年内遭遇过家暴。

　　张红燕也已经记不清自己找过多少次派出所，报过多少次警。但每次，警察只是例行公事般地调解调解，从不会让下一次落到身上的拳头轻一点。

　　湖南省妇女权益部部长彭迪说，早期的时候，警察不会考虑到家庭暴力特有的规律和问题，甚至会觉得这种问题就不应该由警察出面来解决。

　　“这个理念也不能怪执法人员，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法律规定说，家庭暴力发生时，哪个机构一定要做些什么。”彭迪说道。

　　2008年，全国妇联联合中宣部、最高检、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原卫生部六个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力求将反家暴职责落实到各个职能部门头上。

　　李洪涛认为，《意见》虽反映出反家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效果却不甚明显。

　　“还是没有明确职责和具体化的操作过程。”李洪涛感叹，即使在《婚姻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里，涉及反家暴的条款也大多属于原则性条款，缺乏可操作性。

　　“我们需要一部专门的法律来告诉各个部门，他们需要做些什么。”李洪涛说。

　　家暴不再是家事

　　“很多时候，施暴者是有恃无恐的。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不会被怎么样。”李洪涛说。

　　中国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理事杨晓林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审判中，家庭暴力案件的第一个坎儿就是“取证难”。

　　“因为家暴通常发生在家里，这种私密和封闭的环境，很容易错失第一手证据。”杨晓林说，大多数时候，被害者都没有取证意识。即使有的人知道拍下受伤的照片当证据，遇上对方死不承认，也还是没办法。

　　“这就还需要报警，留下出警记录、验伤证明、笔录等当证据。”杨晓林说。

　　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教授祁建建认为，现有法律中，对公安机关出警程序和取证的规定还不够细，影响了对证据的收集固定。

　　李洪涛则认为，取证难，与社会对家暴的认识误区也有关。

　　李洪涛曾接触过一个案例。妻子被丈夫毒打，脸肿得连眼睛都睁不开，情急之下夺门而出，敲开了邻居的门。

　　“你这个事我们可管不了。”看着眼前满脸是伤的女子，邻居“嘭”地一声又关了门。

　　李洪涛说，这种情况相当普遍。“都觉得这是你们两口子的事，我们不好插手。”

　　李洪涛说，不只是老百姓觉得家暴是人家的私事，管不了，一些社会机构也会这么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