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风是指家庭的风气、风貌，是家庭中的长辈通过日常言谈举止，影响家庭成员思想感情、人格品德、生活态度、行为规范而形成并可传之后代的精神力量。自古以来，中国就有重视家风的传统，并把塑造良好家风视作扶正民风、国风、社会风气的核心和基础。正因为如此，《孔子家语》、《颜氏家训》、《朱子治家格言》等家规范本，在我国流传久远，曾被家庭和私塾当成儿童的启蒙教材。然而，普通人家的家风无论好与不好，影响范围毕竟有限，除自己的家庭成员外，顶多波及周围邻里。对民风、国风、社会风气产生较大影响的家风，当数社会地位比较高、名气比较大的家庭。而且,地位越高、名声越大的家庭，其家风的影响范围也会越广。所以，这样家庭的家风，其好与不好不仅是他们一家的事，而且关系到民风、国风和社会风气。

　　中国共产党是在近代中华民族灾难日益深重，中国工人阶级伴随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和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而产生，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和劳苦大众被俄国十月革命唤醒的时代大背景下诞生的。组织这个党和较早加入这个党的人，绝大多数都是胸怀国家与民族兴亡，以解救天下劳苦大众为己任，并且信仰马克思主义、愿为中国独立和人民幸福不惜牺牲自己一切的人。因此，当他们在组建家庭、有了子女后，往往会很自然地用自己的崇高追求和人格、情操去感染家庭的成员，从而形成革命的家风；当革命胜利、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他们成为掌握国家权力的人后，也不会像往日的农民起义军那样一旦建立政权便忘乎所以、腐化堕落，而会自觉、慎重地看待手中的权力，并通过言传身教和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影响自己的家庭成员，使他们也能做到谦虚朴实、平等待人、公私分明、遵纪守法、勤俭节约、助人为乐，从而保持革命的家风，为普通人家树立榜样。在所有这样的家风中，陈云同志的家风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典范。

　　俗话说，“言教不如身教”。陈云同志的家庭之所以能有一个好家风，说到底，首先因为他自己有一个好作风，凡要求别人做的都是自己已经做到的。他虽然出身贫寒，幼年父母早逝，由舅父母抚养，但从小就很有志气。14岁那年，因无力继续上学，经人介绍到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当了一名学徒，并由于勤快能干，提前一年升为店员。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他刚满20岁，因平时克勤克俭、追求上进，在工友中享有很高威信，被推举为罢工委员会的领袖。斗争中，他表现英勇机智，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入党的动机，他在后来的自传中说，是大革命的影响和通过看马克思主义书籍，“了解了必须要改造社会，才能解放全人类。”他写道：“做店员的人，有家庭负担的人，常常在每个重要关头，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有冲突时，要不止一次的在脑筋中思想上发生矛盾，必须赖于革命理论与思想去克服个人利益的思想。”[2]后来的无数紧要关头都证明，他的确是抱着这种崇高的革命理想而入党的，革命意志的确是经受住了任何一种考验。在革命的征途上，他通过各种斗争的锤炼，思想越来越成熟，经验越来越丰富，领导艺术越来越高超，终于成长为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1930年25岁时，他便进入了党中央委员会，以后又被指定为临时中央的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在1934年临时中央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苏区中央局合并后，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又称书记处书记）。从那时起直到“文化大革命”中间的九大，他一直是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粉碎“四人帮”后，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重新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从此回到中央领导集体，直至党的十四大时离职休养。在70年的革命生涯里，无论处于地下斗争还是战争环境，身居要职还是遭受政治“冷遇”，他都能始终保持坚定的革命信念、积极的人生态度、旺盛的斗争精神、负责的工作态度、低调的处事风格，并能始终严格要求自己的家人、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要他们“读好书，做好人，以普通劳动者身份自居，不搞特殊化” 。正因为如此，他的家庭才形成了一个既有老一辈革命家家风共性又有自身特点的良好家风。

　　既小心谨慎又坚持原则

　　陈云同志要求自己的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做人做事既要谦虚谨慎又要敢于坚持原则，就是说，既不要马马虎虎、松松垮垮、不负责任，也不要唯唯诺诺、胆小怕事、跟着风跑。只要注意观察就会发现，他的一生正是这么做的。我担任他的秘书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在我即将离开他那里到基层工作时，他同我作了一次谈话，主要内容就是关于这一点。他说：“我有在中央根据地失败的经验，因此，1945年到东北后，兢兢业业工作。解放后，我到上海开会，抓‘二白一黑’，打破帝国主义封锁。有人提出把工厂搬出上海，我考虑不行，只能从外地调大米、棉花。结果，到1953年，经济就恢复到了战前水平。那时，我算出全国只要每年有2780亿斤粮食，就不会出大问题。毛主席很奇怪，不知我是怎么算出来的。但我也有硬的一面。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毛主席要我讲话，我不肯讲，在陕西组的会上讲了‘交换、比较、反复’。1978年底中央工作会议上，我也是顶的，讲了彭德怀的问题，超出了当时华国锋关于平反冤假错案不得超出‘文化大革命’的界限。后来，审判‘四人帮’，政治局开会讨论，许多同志主张江青判死刑。我说不能杀，同‘四人帮’的斗争终究是一次党内斗争。有人说，党内斗争也可以杀。我说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总之，我是一方面小心谨慎，一方面又很硬。”

　　说到陈云同志对待工作之小心谨慎，考虑问题之周全细致，我是深有体会的。长期以来，他的讲话、发言都是由他亲自动笔，从不让人代劳。在我当他的秘书时，由于他已是80岁左右的老人，因此，有些讲话、发言就由我事先按他的意思起个草稿，然后送他审定。每当稿子写好送给他审，他都看得十分认真仔细。1982年底，出席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上海代表团要派代表来看望他，他交代我先拟一个谈话稿，并要求在里面说一下搞活经济与计划指导的关系。于是我按照此前他听取时任国家计委主任的宋平等同志汇报时的谈话纪要，以及他在讨论提交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稿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精神，写了这样一段文字：“搞活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搞活，不是离开计划的指导搞活。这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末，‘笼子’就是国家计划。当然，笼子大小要适当，经济活动不一定限于一个省、一个地区，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也可以跨省跨地区。”他看过后，亲笔在“‘笼子’大小要适当”后面加了“该多大就多大”6个字，在“也可以跨省跨地区”后面加了“甚至不一定限于国内，也可以跨国跨洲”16个字。虽然只增加了二十几个字，却使“鸟”与“笼子”这个形象的比喻得到了更加完整而准确的表述，被赋予了更加丰富而深刻的内涵。

　　至于说陈云同志坚持原则、敢于碰硬的故事，那就更多了。新中国成立后在财经战线特别是计划、财政、金融、物资、粮食、劳动等综合部门工作过的老同志，几乎都知道他有一句名言，叫做“原则问题，该顶必顶，现在不顶，以后检讨”。这是因为，在那个年代，许多地方、部门为了本地区本部门的发展，都千方百计争项目、争资金，一些领导同志也往往出面说情、批条子，使得综合部门左右为难，压力很大。不同意吧，要得罪人，甚至遭到批判；同意吧，国家的财力、物力就那么多，如果这个也批准，那个也通过，搞“冒”了，今后肯定又要调整、要“下马”，最终国家要受损失，点头的部门也免不了作检讨。所以，陈云同志提倡在综合部门工作的同志“头皮要硬”，要顶得住。他自己就是因为“顶”，结果在反“反冒进”中遭到了严厉批判。当然，历史已经证明，那时正确的是他。

　　改革开放后，陈云同志担任中纪委第一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分管党风党纪工作。他要求各级纪委要做“铁纪委”，不当“老太婆纪委”，并指出：对于钻改革开放空子以权谋私的人和事，必须以除恶务尽的精神与之斗争，无论是谁违反党纪、政纪，都要坚决处理，违反法律的还要建议依法处理，“各级纪委必须按此原则办事，否则就是失职。”[3]他这样要求别人，自己首先以身作则。1982年初，在他和小平同志推动下，全国掀起了一场打击严重经济犯罪的斗争。有些同志担心大张旗鼓地打击经济犯罪会影响改革开放，他针对这种顾虑说：“怕这怕那，就是不怕亡党亡国。”他对我说：“抓这件事是我的责任，我不管谁管？！我准备让人打黑枪，损子折孙。”他要我转告他的子女，出门时要注意安全，还交待我也要小心。当我转身走到门口时，他又把我叫回来补了一句：“让你的爱人也要注意。”他就是抱着这样的决心和勇气，对待反腐败斗争的。

　　陈云同志这种既小心谨慎又敢于碰硬的精神，使他的家人受到很大熏陶。他的二女儿陈伟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高中毕业，被分配到北京远郊区当了一名小学教员。每当周末回到城里休息，周日晚上一定要乘坐长途汽车赶回学校。有一次，由于返校时遇上大雪，长途汽车停驶，为了按时给学生上课，她硬是踏着雪步行了几十里路。因为工作勤勤恳恳、热心公益事业，她被县教育局评为了优秀教师，还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陈云同志得知她入党的消息，非常高兴，嘱咐她一定要做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陈云同志的夫人于若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下放到湖南衡东中国科学院的“五七”干校。她对江青的奢侈有所了解，尤其看不惯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那种嚣张表现，没有和任何人商量，便在“一打三反”运动中用真名真姓贴出了两张揭发批判江青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大字报，遂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开除党籍，隔离审查。可以想象，这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没有敢于斗争的勇气是做不到的。幸亏后来陈云同志亲自给毛主席写信，总算保住了她的党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