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开始出现的通货膨胀到1988年春天已非常严重，各方面对物价上涨反应比较强烈，加之很多商品实行牌价与议价并行的价格双轨制的负作用逐渐显现，人们对权钱交易、“官倒”等腐败现象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使经济社会生活中的许多矛盾更加复杂和尖锐。另一方面，当时领导层中还存在一种认识，即“前些年的改革，把容易改的都改了，并且效果也不错，剩下的都是比较困难的。遵循先易后难的原则，现在就要攻坚克难、知难而进，如果这些难点不攻下来，改革不仅不能前进，而且会出现倒退。另外，近年来中国物价上涨较多，已经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和群众的不安，但在理顺价格关系方面又没有取得应有的进展，如果不主动抓紧进行改革，听任这种状况发展下去，价格改革的难度将越来越大，最终将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1] 。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共中央高层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与其采取小步慢调的办法，不如干脆有计划地进行一次较大的物价调整。因此，要下决心闯过物价这一关。事实证明，“物价闯关”的初衷无可厚非，却引发了诸多始料未及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这次事件及随后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开启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上的又一次艰辛探索。

　　一、中止“物价闯关”、开启“治理整顿”决策出台始末

　　1988年8月19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物价闯关”的消息，当天就出现抢购。之后，抢购持续了一个月之久。这次抢购涉及商品种类之多、零售总额增幅之大、波及面之广，迄今仍堪称国史之最。据统计，1988年8月，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商品零售总额增加13%，其中粮食增销30.9%，棉布增销41.2%，电视机增销56%，电冰箱增销82.8%，洗衣机增销130%。8月份城乡储蓄存款减少26.1亿元，其中定期减少27.8亿元。 [2] 对此，中央决策层逐步统一思想，果断做出中止“物价闯关”、开启“治理整顿”的决策。

　　（一）果断中止“物价闯关”

　　1988年8月下旬，针对抢购风蔓延炽盛、愈演愈烈的情况，国务院几次召开小范围会议，研究市场物价形势，商量刹住抢购风的对策。在探讨抢购风的起因时，一致认为：从1984年以来，特别是1988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1988年比上年增加20%以上）、财政赤字过多（1988年比上年增加一倍多）、货币投放过猛（1988年比上年增加将近半倍），加上农业收成不好，市场商品严重供不应求，是出现通货膨胀、物价猛涨的根本原因。在价格工作方面，1988年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煤炭出厂价格，特别是7月份放开了13种名酒和13种名烟价格，并调整部分高档卷烟和各种粮食酿酒的价格，名烟名酒价格暴涨十多倍，更加剧了群众对涨价的恐慌心理。

　　刹住抢购风，必须釜底抽薪，从宏观经济采取“降温”措施。究竟采取什么应急措施？据时任国家物价局局长成致平回忆，有人主张把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北戴河会议原则通过的《关于今后五年和明年物价、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全文公布，以消除群众对价格改革的疑虑；有人主张银行开展储蓄存款保值业务；也有人主张冻结物价。经过讨论，普遍认为市场价格半数以上已经放开，政府对物价难以全部冻结，而且这样做对经济发展不利；当时群众大量提取存款，主要是担心货币继续贬值，认为存货比存钱好。因而，“公布《关于今后五年和明年物价、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也不能解决问题，采取开展保值储蓄容易收到实际效果” [3] 。由此，开展保值储蓄开始成为消解抢购风潮和稳定群众心理的备选方案而逐渐浮出水面。

　　1988年8月30日，国务院第20次常务会议讨论和分析了当时的市场和物价形势。会议重提“稳定经济，深化改革”的方针，并特别申明：价格、工资改革初步方案中所讲的“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指的是经过五年或更长一点时间的努力才能达到的长远目标。目前改革方案还在进一步修订和完善之中。1989年作为实现五年改革方案的第一年，价格改革的步子是不大的，国务院将采取有力措施，确保明年的社会商品零售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低于1988年。同时要求各地应据此向群众做好宣传解释工作。 [4] 会议一致通过关于做好当前物价工作和稳定市场的若干重要决定，这表明中国政府决定中止“物价闯关”，并为做好善后工作进行政策调整。

　　同日，国务院《关于做好当前物价工作和稳定市场的紧急通知》强调：（1）采取有力措施确保1989年社会商品零售价格上涨幅度明显低于1988年。（2）继续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1988年下半年不出台新的调价措施的决定。（3）责成中国人民银行开办保值储蓄，使三年以上的存款利息不低于以至略高于物价上涨幅度。（4）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停建缓建一批楼堂馆所，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抓紧清理整顿公司，清理整顿非银行的金融机构。要把1988年的信贷和货币发行控制在国家要求的数额之内。（5）切实做好粮、棉、油的收购工作，确保合同订购任务的完成。（6）各级政府要认真组织好市场供应，严格市场管理。要认真整顿市场秩序，坚决取缔和打击哄抬物价、囤积居奇、投机倒把、中间盘剥等行为。 [5] 政策的不断细化，表明改革方向的更加明确和改革思路的进一步明晰。

　　（二）适时开启“治理整顿”

　　1988年9月6日，中共中央领导人在会见美国出版商时说：“在物价改革问题上，我们必须做到：方向要明确，措施要坚决，步子要稳妥。”并表示，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进行物价改革，但是物价改革不能孤军深入，要与治理环境和整顿秩序协调进行。这里第一次公开提出了“治理整顿”的命题。接着指出，我们目前面临的重要问题是消除经济过热的现象，压缩基本建设规模，控制经济发展速度。同时，治理环境和整顿秩序还包括堵住流通领域中的漏洞，解决改革中党政机关的廉洁问题。 [6] 这表明，此时领导层并未完全放弃价格改革，而只是暂缓价改步伐，并适时地将其他方面的配套改革提上日程，以便为价格改革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

　　9月13~17日，中共中央召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爱国人士民主协商会和在京经济专家座谈会，姚依林就《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作了详细说明，会议分别分组对方案进行了讨论。与会者对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继续深化改革，其中特别是对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和社会集团购买力，控制消费基金的增长和控制通货膨胀等，提出了具体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