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772年-846年）于唐德宗贞元十六年（800年）进士登第，[1]（20）历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七朝，是中晚唐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其文章多为诏制、书表，策论、铭诔、信函等，不为当代所熟知。《旧唐书·白居易传》论曰：“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臣观元之制策，白之奏议，极文章之壶奥，尽治乱之根荄。非徒谣颂之片言，盘盂之小说。”[2]（4360）对白居易文章高度赞誉。当时白居易文章作为科考范文被朝野推重，比诗歌更加显示出深刻的思想内涵，尤其是阐释治国理念和处世原则等方面，具有诗歌无法比拟的系统性和思维深度。白居易任翰林、拾遗多年，文章多处运用《周易》原理以阐释治国方略和人生哲理，为唐宪宗所嘉许和倚重。白居易的易简顺时、乐天安命的生命意识和生命观深受《周易》影响。白居易对《周易》“一阴一阳谓之道”所引申的动静、盈虚、祸福、穷达、进退等辨证思想进行了充分的理论发挥和实际运用，是唐代遵从《易》理治国行政的重要材料。

　　　一  白居易对《周易》“阴阳”观的接受

　　永贞元年（805年），白居易34岁，在长安任校书郎，作《永崇里观居》曰：“寡欲虽少病，乐天心不忧。何以明吾志，周易在床头。”[3]（456）经历了进士及第、召为翰林、授左拾遗、贬为江州司马、出任杭州刺史等宦途波折，太和三年（829年），白居易58岁，在长安为太子宾客分司，作《想东游五十韵》曰：“未死痴王湛，无儿老邓攸。蜀琴安膝上，周易在床头。”[3]（2119）可见白居易对《周易》的重视。白居易祖父白鐄、外祖父陈润、父亲白季庚均为明经出身，白居易与胞弟白行简、从弟白敏中均进士登第，在当时是名满寰区的儒学世家。白居易《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陈述祖父白鐄事迹曰：“公讳鐄······年十七、明经及第。”[4]（396）清代徐松《登科考记》曰：“明经科：陈润。《永乐大典》引《苏州府志》：‘陈润是年举明经，又中奇才异能科。’《唐诗记事》：‘陈润，大历间人，终坊州鄜城县令。乐天之外祖也。’”[5]（376）白居易《襄州别驾府君事状》述父亲白季庚事迹曰：“公讳季庚······天宝末，明经出身。”[4]（402）白居易字“乐天”。胞弟白行简（776年－826年）字“知退”，元和二年（807年）进士登第。[1]（38）从弟白敏中（792年－861年）字“用晦”，长庆二年(822年)进士登第。[1]（129）白居易兄弟名、字“居易”行简”“乐天”“知退”“用晦”均源自《周易》，这是白居易宗族与同时代诸多儒学世家相比较的独特之处，可以见出白居易及其宗族与《周易》的密切联系。“居易”“行简”出自《周易·系辞上》“乾以易知，坤以简能。”[6]（356，357）“乐天”出自《周易·系辞上》“乐天知命，故不忧。”[6]（360）“知退”出自《周易·文言传》“‘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6]（350）“用晦”出自《周易·明夷·象》“用晦而明。”[6]（190）如此集中地从《周易》中选取名、字的现象，在同时代人物中实为罕有，可以见出白氏宗族对《周易》的高度重视。

　　儒、道经典均认为“天”“地”是道德观念和处世原则的本源，人是参照天地的特性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和提升道德水准的，“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思想的最高境界。《周易·系辞上》曰：“《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与天地相似，故不违。”[6]（359，360）《易经》的体系，以“象”为本，取法于天地、四时，《周易·系辞上》曰：“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6]（372）“天地”、“四时”是自然万物生生不息的根本，也是位势、时序变化的极致，《易经》取象天地、四时是为当时人类智慧所能达到高度。其下之“数”、“理”皆由“象”推衍变易而来。《周易》因其模拟取法天地诸象，最为接近传统理论之本源的天地的本来面目，故称之为“大道之源”。《周易·系辞上》曰：“一阴一阳谓之道。”[6]（360）“阴”“阳”是为《周易》所阐述的自然界之本质规律，为宇宙万物运动、发展、变化的本源，人类观察、认识、理解事物所遵循基本法则。“阴阳”作为哲学思想的根本，由此衍生出一切哲学理论与思想观念。白居易对“阴阳”此一宇宙本体和思想本源多有阐述和发挥。《策林·议祥瑞辨妖灾》曰：“阴阳和，风雨时，寒暑节，百谷熟，万人安。”[4]（1396）白居易认为帝王臣僚，景仰天地、和合阴阳、心存畏惧、行止合度是理政安邦的前提。天清地宁、寒暑交互、风调雨顺则自然万物欣欣向荣，由此芸芸众生安居乐业、国泰民安。白居易作《为宰相贺雨表》曰：“臣伏以阴阳气数，盈缩相随。去秋多霖，今春少雨。宿麦犹茂，农功未妨······臣等位忝钧衡，职乖燮理。仰阴阳而增惧，顾霖雨而怀惭。无任兢惕欢欣之至。”[4]（1326）白居易为宰相作贺雨表，表达了位居宰辅对治国理政秉从天道则阴阳调和，虽偶有灾变，若帝王圣明忧勤，则感天通神，天灾自然消除，甘霖普降。同时祝贺于上，自责于下，认为身为宰辅必仰承天恩，朝乾夕惕，以符职守。白居易拟《答宗正卿李词等贺德音表》曰：“朕统承鸿绪，子育苍生。累岁有秋，今春不雨。在阴阳之数，虽有盈虚；为父子之心，敢忘恻隐？俾除人弊，以荡岁灾。”[4]（1172）白居易为帝王拟诏制，同样从天德常道的最高哲学原理出发，宏观阐述君主秉承天道，子育苍生所承担的责任，认为即使就天道常轨而言，有盈虚祸福之往返交替，但作为统领万邦的君主，怀恻隐之心，推行仁义之政，兴利除弊，可感动天地，消减天灾。白居易拟《答宰相杜佑等贺德音表》曰：“启沃之间，已申霖雨之用；燮理之际，伫见阴阳之和。”[4]（1170）白居易依据《周易》阴阳调和、盈缩交互之常道，阐述治国安邦道理；明达祸福相倚，对于个人进退处之泰然。《周易·损·彖》曰：“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王弼注云：“自然之质，各定其分，短者不为不足，长者不为有余，损益将何加焉？非道之常，故必与时偕行也。”[7]（151，152）刚柔相济，阴阳互补，转换随时，是为常道。天道如此，人道亦如此。理解这一基本原理，在治国安民和人生历程问题上，可以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又可以处变不惊、从容不迫。白居易《礼部试策五道·第五道》曰：“夫天地之数无常，故岁一丰必一俭也。衣食之生有限，故物有盈则有缩也······权生物之盈缩，修而行之，实百代不易之道也。”[4]（439）为黎民百姓生计筹策，充分认识天地生物有限的自然规律，为政宏观把握大局，丰俭相济，是国泰民安的基本要求。白居易谓阴阳调和是为国泰民安的首要条件，侧面要求为政者恭谨行政，秉承天命，顺应民心，苟有所违，则难免遭受天谴。《捕蝗》曰：“捕蝗捕蝗谁家子？天热日长饥欲死。兴元兵久伤阴阳，和气蛊蠹化为蝗。始自两河及三辅，荐食如蚕飞似雨。雨飞蚕食千里间，不见青苗空赤土。”[3]（321）出于利益争夺的战争，人祸扩大了灾殃，其直接后果就是黎民百姓颠沛流离，田园荒芜、民不聊生；更有甚者，民心离乱之间，偶有自然灾害，将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白居易根据《周易》“阴阳”原理阐述为君为臣之道，所拟诏制及奏议之中无不对“阴阳”调和再三强调和发挥，认为“阴阳”调和则天地和气，天地和气则万物繁茂，由此可至国泰民安。由此推衍出治国安邦必须遵循的根本大道，即帝王及其臣僚顺应天命，对天地怀有敬畏之心，对众生怀有恻隐之心。

　　白居易从《周易》原理和社会实践之中，体会出阴阳相对、循环往复而必得中正的中道思想，对沉浮起伏的社会人生领会深刻。《庄子·秋水》曰：“察乎盈虚，故得而不喜，失而不忧，知分之无常也。”[8]（246，247）唯“易”不易，“无常”即常。阴阳、动静、祸福之循环往复是《周易》哲学思想的精髓，故此庄子有得而不喜，失而不忧之智慧。《周易·系辞下》曰：“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6]（381）自然之理，天道周行，人生犹如自然世界，阴阳交替、寒来暑往体现为祸福相倚、穷达相随。白居易内心深刻领会天道盈虚之理，知天命之本源来路，认为名利和安逸不可兼得，故淡泊身心、宠辱不惊；从容处世、随遇而安，实践了“居易”“乐天”名、字所赋予的深刻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