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诞生在上海？对于这个问题，国际国内有很多研究。在上海社科院周武研究员看来，海派文化是一个重要视角。以下是他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近代上海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系列专题讲座上的演讲。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并不仅仅是上海的话题，甚至也不仅仅是中国的话题，在国际上也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 

　　共产主义何以在中国兴起？一个最初仅有五十几个党员的政党，用了不到30年时间就变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力量，进而取得政权，成为执政党，到现在已发展成将近九千万党员的一个全球最大的执政党，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这些问题就像巨大的谜团，吸引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中国学学者竞相探讨，由此累积起来的成果已蔚为大观。有人甚至认为，国外关于中共的研究已独立成为一门学问，叫国际中共学。 

　　与国际学术界相比，国内有关这个问题的探讨更多，有的是从阶级基础角度去探讨的，认为上海成为中共的诞生地跟上海率先步入工业时代有关。因为是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摇篮，上海也就成了资本的集中地，不仅国内资本集中于此，各国在华资本的大半也集中于此。与资本相对应的是，上海成为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庞大的阶级基础，中国共产党不可能以上海作为它早期活动最主要的场域。 

　　另一种探讨也比较多，就是上海之所以成为中共的创建之地，是因为上海特殊的政治格局和城市管理。 

　　从不同角度去探讨中共在上海创建的原因，讨论它的必然性，当然都是有益的，各有理据，可以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这件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大事。但我认为，视野可以更开阔一些。今天，我想从海派文化的角度就这个问题谈点个人看法。 

　　上海有着适合各路精英生存与发展的独特“精神气候”  

　　开埠以后，上海逐渐形成多元的文化格局—— 

• 　　人口与族群多元。1949年以前上海大概居住了56个国家的侨民。甚至有这么一种说法，说世界各国没有一个国家敢自称没有本国侨民侨居上海。 

• 　　教育多元。除了有公立的教育系统以外，还有私立教育系统和教会教育系统。不同类型的教育系统都能在上海存续发展。 

• 　　语言多元。那时候各国侨民不只会说本国的语言，许多侨民群体在上海都办有自己的报纸、自己的期刊，甚至办有自己的广播电台，使用本国语言；国内十八行省都有移民在上海，不同的方言也同时在上海交汇。在当年的一些笔记中曾这样写道：上海这个地方是“各操土语”。 

• 　　报刊多元。有各种语言、各类不同性质的报刊，政治的、商业的，还有各种小报。 

• 　　服饰、饮食、建筑都是多元的。比方说徐汇区原先属于法租界西区，几乎汇聚了当时世界上所有流行的建筑风格、式样，跟外滩建筑群相比，更像是真正意义上的“万国建筑博览会”。 

• 　　娱乐方式也是多元的。有中国本土的，更多的是西洋的。如果从中国的文化版图上来看，开埠以后的上海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文化区域。  

　　正因为如此，内地人初至上海，大都有如履异国的感觉。晚清的时候，时人对上海的多元并存就已有极深切的感受。爱狄·密勒在《冒险家的乐园》书中说：“上海真是一个万花筒，只要是人，这里无不应有尽有，而且还要进一步，这里有的不仅是各种各色的人，同时还有这各种各色的人所构成的各式各样的区域、商店、总会、客栈、咖啡馆和他们的特殊的风俗习惯、日用百货。” 

　　这样一种多元并存的文化格局，到上世纪20年代以后更展现出一种“世界主义”，凡是世界上流行的学理、思潮、流派、风格都能在上海找到，在上海都有回响和呼应。 

　　作为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首屈一指的文化大都市，当年的上海文化不仅对中国内地具有巨大的辐射力，而且对整个东亚地区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编的一本叫《开卷有益》的书，从教科书的编印和出版角度分析当年上海跟东南亚的关系，其中提到从上个世纪初到50年代，新加坡当地华文学校所使用的教科书大都是由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和开明书局编印的。这些教科书由上海的出版机构组织编写，编好了以后在香港印刷，然后直接运到东南亚。这从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当年上海不仅仅影响中国内地，也影响到整个东南亚。 

　　美国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学者叫白鲁恂，他曾经做过一项研究，发现抗战前商务印书馆一年的图书发行总量竟然相当于美国当年全国的图书发行总量。美国当年的情况我不了解，但白鲁恂教授的说法必有所本，这说明当时上海的文化生产能力、组织能力以及辐射能力是非常强的。 

　　为了让大家了解上海当年在文化上所处的位置，我用三个例子来说明。 

　　第一个例子，上海当年有一个由传教士创办的以传播西学为己任的出版机构叫广学会，他们曾经非常骄傲地说，戊戌变法是受他们的启发才施行的，因为当时光绪皇帝采购的129种图书中有89种是由广学会出版的。后来我查证发现，其实这129种图书全部都是包括广学会在内的上海出版机构出版的。也就是说，上海是当年中国新知识、新思想、新学最主要的来源地，而且这些读物不仅普通读者在读，连皇帝和大臣也在读。戊戌变法运动的展开和上海提供的这样一种新知识、新读物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第二个例子是1908年光绪皇帝驾崩前让内务府购置39本书，其中有34本是在上海出版的，而且是由同一家出版社出版的，也就是商务印书馆。当上海出版物成为庙堂读物的时候，它的影响所及就不仅仅是上海一时一地，而是整个朝局的走向。 

　　第三个例子是，最早提到马克思主义的文字记录现在可以查到的是1899年刊登在上海《万国公报》上的一篇文章，最早报道十月革命消息的也是上海媒体，十月革命爆发后第三天，《民国日报》就报道了相关消息。上海自开埠以后就逐渐建立起覆盖全国甚至是东亚的知识传播网络，成为近代中国的信息总汇和枢纽。几乎世界上发生的任何事情，上海都会迅速报道并借助媒体网络传播出去。 

　　明清的时候，江南的中心城市在苏杭，因为文化发达，为科甲之乡，所以常常被称作人文渊薮，也就是人文荟萃之地。开埠以后上海迅速取代苏杭成为江南文化新的中心，全国各地大量的知识精英甚至是世界各地的知识精英开始向上海汇聚。为什么？因为上海有着适合各路精英生存与发展的独特的“精神气候”，他们不但可以在这里立足，而且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机会。 

　　正是基于这种多元的城市文化格局，西方的新思潮、新学术、新文化最早在上海登陆，并借助上海的文化生产能力、文化组织能力、文化表达能力、文化融汇能力和文化传播能力，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全国各地。这为马克思主义学说传播、红色文化壮大提供了坚实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