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6日，在经过46天的跋涉之后，我抵达河南洛阳。

　　这里可以称为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吗？我也不知道，因为近些年关于丝绸之路起点一直颇有争议，尤其是1994年丝绸之路中国段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预备名单后，洛阳和西安就陷入谁是丝路起点的延绵不断的争议当中。依据是两千年前，西汉、东汉的都城分别在西安、洛阳。

　　200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中国国家文物局主持召开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国际协调会，为丝绸之路起点在何处定了基调：丝绸之路中国段始于公元前后的中国汉代东西两京（洛阳、长安）。但这次协调并未能平息丝路起点的争议，现在网络上关于“丝绸之路”的词条解读一般是以长安为起点。

　　起点有争议放下不说，接着说丝绸之路为何以“丝绸”冠名？

　　这就得追溯到19世纪中叶。那时的中国战乱频繁，民不聊生，整个国家陷入混乱，外国势力也在这一时期争先恐后地进入。正是这样的背景下，1868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第一次来到中国开始了地质系统考察。两年后，1870年李希霍芬来到洛阳，考察了南关的丝绸、棉花市场，参观了山陕会馆和潞泽会馆。

　　在考察过程中，他通过走访和翻阅史料发现，早在秦汉时期中国的丝绸就经今天的新疆抵达中亚。他在《关于河南及陕西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从洛阳到撒马尔罕(今属乌兹别克斯坦)有一条古老的商路。李希霍芬在中国考察了四年，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回国后，1877年开始，他先后写出并发表了五卷带有附图的《中国——亲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为根据的研究》，在这一著作中首次提出“丝绸之路”，他在书中是这样描述的：“从公元前127年开始的，中国与中亚两河流域，经及中国与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线”。不过，这个时期他提到的丝绸之路仅指汉代时中国与中亚及印度之间的商贸交通线。

　　直到后来的1910年，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在出版的《汉代绘绢贸易路考》一书中，根据新发现的文物考古资料，进一步把丝绸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确定了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即它是中国古代经由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的通道，使得丝绸之路的长度超过了7000公里，这也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丝绸之路”。

　　再之后的1936年，李希霍芬的得意门生，探险家斯文·赫定以《丝绸之路》为名出版了一本书籍，而随着斯文·赫定的名声鹊起以及这本书在欧洲的畅销，“丝绸之路”之名便迅速传播开来。

　　我摘录了一段斯文·赫定的《丝绸之路》内容，他是这样写的：“‘丝绸之路’这一名称不是在中国文献中首先使用的。这个很能说明问题的名称，最早可能是由男爵李希霍芬教授提出的。他在一部关于中国的名著中使用了‘丝绸之路’——Silk Road——这个名词，并进行了论证；在一张地图上还提到了‘海上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是个形象且有韵味的名称。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是最早开始种桑、养蚕、生产丝织品的国家。但是就像丝绸之路起点有争议一样，关于古丝绸的产地至今也没有定论，我们可以认定宋以后丝绸的主要产区在苏杭，但在周秦汉及隋唐，哪里才是丝绸最主要产区，依据当下的考古发现，确实很难下结论。

　　之前的文章我们有提及，山西也是丝绸的重要产区。到了洛阳便也会思考，历史上洛阳是否也有丝绸生产和制作的记录。

　　我在《礼记·月令》找到这样一段记载：“命野虞无伐桑柘，鸣鸠拂其羽，戴胜降于桑，具曲植蘧筐，后妃齐戒，亲东乡躬桑。禁妇女毋观，省妇使，以劝蚕事。”

　　翻译过来就是：周天子命令看管田野山林的官吏禁止砍伐桑柘树木。在斑鸠振动翅膀，戴胜（指的是一种鸟）降落桑树的时候，就要准备养蚕的用具。后妃要斋戒，面向东亲自躬身采桑，要禁止妇女过分打扮，减少妇女的杂事，以专心采桑养蚕。

　　这段记载说明早在周朝的时候，中央政府对养蚕业已经足够重视，东周定都洛阳，据此是否可以理解，2700年前，洛阳已经有了养蚕织锦？当然这样描述或许不够严谨，因为东周定都洛阳，而西周定都长安，所以《礼记·月令》中的这一段记载，到底指东周还是西周？就不得而知了。

　　我在西汉的《景帝令二千石修职诏》中又找到这样一段记载：“朕亲耕，后亲桑，以奉宗庙粢盛祭服，为天下先。不受献，减太官，省繇赋，欲天下务农蚕。”

　　意思是讲汉景帝刘启亲自耕种田地，皇后亲自种桑养蚕，为的是给祭祀祖庙时提供谷物和祭服，为天下人民作个先导。西汉定都长安，依据这段记载说明这一时期西安也有养蚕活动。

　　所以丝绸发源地和主要产区的争论，在短期内可能难有定论。

　　在洛阳停留的几天中我参观了博物馆和城市规划馆，深感这座城市的历史积淀深厚和今日发展的欣欣向荣，不经意间也会想起自己的家乡——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