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革必须先有理论突破 

　　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的新号角，正如李克强总理在大连达沃斯论坛致辞中所说：“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已进入提质增效的‘第二季'，后面的故事会更精彩。”这充分说明：将要发生的故事不仅仅是产业升级，更重要的是经济体制要升级。要实行经济增长方式和社会经济体制“双转型”，中国将正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主要是创新发展，依靠科技使生产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发展；社会经济体制转型主要依靠改革，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使社会由人治向法治转变，使经济由政府起决定作用向市场起决定作用转变。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要“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要由政府主导、央企垄断的半市场经济向各类经济主体平等竞争的全面市场经济转型。

　　长期以来，对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和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一直裹足不前。公有制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社会公平、共同富裕才是本质特征。回想过去，“姓资姓社”问题就像一个幽灵，始终困绕改革的深入。如果没有邓小平果敢避开这个幽灵，提出“不争论，发展是硬道理”，我们的改革有可能早已夭折。由产品到商品，由公社制到家庭责任承包制，由纯国有企业到发展民营企业，由纯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是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没有这些突破，就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改革成果。

　　二、改革要有顶层设计，需要大胆实验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启动“第二季”的改革试验区。中国体制经济改革“第一季”从深圳特区开始，不仅成功启动了改革，而且创造了过去35年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我深切希望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能顺利启动中国经济改革“第二季”，并且写出更加精彩的故事，引导全国人民创建更加繁荣昌盛的中国。正象李克强总理所说：“中国走到了这一步，就该选择一个新的开放试点。上海完全有条件、有基础实验这件事，要用开放促进改革。”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实际上是以“开放”倒逼“改革”。从试验方案看，涵盖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敏感领域：其一，着力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将市场行为的主导权更多地给予市场主体，使政府从过去的管理型逐步转变为服务型。其二，强调了企业法人可在自贸区完成人民币自由兑换，其实是把自贸区当成金融改革的试验田。其三，启动了多项文化产业政策，创造性地提出了“负面清单管理”办法。现在有一些人反对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就像当年反对深圳特区一样，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捍卫社会主义。这说明试验区击中了要害，我们一定要像邓小平推进深圳实验一样，大胆、全面、深入地推进上海自由贸易区的改革试验。

　　　三、金融改革不是深化而是要创新 

　　金融改革将是重头戏，应该是第二季精彩故事中的重要内容。西方的金融理论不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有金融机构垄断也不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果说其他改革是深化，金融改革则是要创新。不客气地说，35年的改革，最不成功的改革是金融领域的改革。金融创新的出发点，是立足金融机构不可能直接创造物质财富，归宿点是如何达到高效率为实体经济服务。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重温马克思的论述。

　　我们应该记取世界金融危机的教训，决不可以使金融资产泡沫化、实体经济空心化。近年来，一些人“食洋不化”，忘掉了金融的本质任务，夸大了“经济全球化、金融国际化”趋势和货币资本的作用，片面强调所谓“金融产品创新”和“钱能生钱”的思想理念。在此理念下，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了“去工业化”倾向，助长了金融投机行为。“虚拟经济”膨胀和实体经济萎缩，这是形成世界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

　　我们应该反对“脱离实体经济而追求货币自行增殖的资本拜物教妄想”，要限制和规范使用金融杠杆工具。美国次贷危机实际上是金融机构过度使用杠杆交易的结果，投机者把本来数额不很大的“次等级贷款”进行包装，通过证券交易达到“增值”目的，一味推动证券市场决定金融产品价格，从中获取巨额投机收益，产生了巨大的金融资产泡沫。当次贷引起资金链断裂时，形成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出现了大量的金融机构倒闭或亏损。这就是美国引爆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实质。

　　为了有效避免金融危机，当前，我们应该重点改革金融监管方式，严格防止资金脱实向虚，以钱炒钱。切实保证金融为实体经服好务。

　　要尽快立法建制，促进成立民营金融机构，在依法依规实行有效监管和利率市场化条件下，鼓励民营金融机构与其它金融机构平等竞争。当前，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根本原因，是国有银行垄断、影子银行投机。公平竞争可以打破垄断，减少投机，有效保护投资者利益，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四、中国仍有继续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空间 

　　当前，中国经济还面临不少困难，但是，只要宏观政策稳，注意防范金融风险，中国还有较大的跨越式发展空间。所谓“跨越式发展”，是指在引进、消化先进技术和生产方式的条件下，缩短发展时间的发展。日本上世纪50、60和70年代的高速发展，是跨越式发展的典范。引进、消化、创新是当时日本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其30年的高速发展经验和之后20年停滞不前的教训值得我们借鉴。

　　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信息化，处在所谓“后工业化”时代，需要新的技术创新才能实现快速发展。中国仍处于工业化、信息化时代，国外还有许多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值得我们引进、消化，为我所用。因此，我们仍有继续实现跨越发展的空间。但是，必须实现经济转型，由依靠人口、劳动力红利和拼资源的粗放发展方式，转向以信息化促工业化的科学发展方式。

　　如果我们适时转换发展思路，调整财政货币政策，还可以恢复并维持较长时期9%左右的高速增长期。目前，经济下行是前期发展的后遗症，经过3年左右的调整，可以重回9%的增长速度。日本从1964年人均GDP1000美元到1982年的10000美元，只用了18年，亚洲四小龙也只用了17年或18年。中国2003年已实现人均GDP1000美元，在2025年以前可以突破人均GDP10000美元。也就是说，我国至少还有10年以上跨越发展的空间。要实现跨越发展，就必须深化改革、转换发展方式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号角已经吹响，方向已经明确，重在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