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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作为人类进步的外在标志，通常所指的是人类为满足自身需求，在与自然的互动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改造自然的方法、技能和手段的总和。而这里所讲的技术时代，则主要是指自近代启蒙运动以来开启的以科学理性精神为主导的、以资本与市场为表现方式的社会发展时代。在今天，科学与技术构成的这束“普照光”照耀着人类的日常生活，并且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不仅仅意味着技术广泛渗透于我们的物质世界，而且更是意味着技术成为一种难以察觉的社会意识形态，开始深度地干预并塑造着人类的文化生活。用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话说，技术时代是人类的转折时期，其重要特征是科技成为决定的力量。

　　我们知道，当一个国家由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社会转型发展阶段，人们往往对科学技术寄托了太多的期望，因而就很容易进入一个技术统治的时代，这一点已经被西方国家的发展历程所印证。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中也同样普遍重视科学技术，而人文学术、文化在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当中，往往不知不觉被淡化和边缘化。“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个口号典型体现了整个社会发展中的功利态度。而一旦文化成为一个被边缘化的配角，我们社会发展的手段和目的的关系就被颠倒了。

　　因此，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发展的今天，我们要自觉审视技术给我们社会生活所带来的影响。一个社会的真正发展，离不开文化的重要作用，因为文化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文化是一个民族生生不竭的前进动力，文化是人的精神家园。当人们的日常生活充斥诸多矛盾、普遍存在各种严重问题时，重建人能够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就显得格外重要。

　　近代文明演进与理性精神

　　自资本主义文明登上历史舞台，人类社会就进入了技术理性的发展时代。欧洲的文艺复兴伊始，资本主义从萌芽中开始成长。资本主义文明来到世间，极大地推进了人类技术的进步与科学的发展。但资本由于其追求利润的天然特性，有其背离人们良好意愿的倾向，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马克思同时也站在历史主义的角度肯定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贡献，肯定了资本的“文明作用”。即马克思是用辩证的历史态度来看待资本主义问题，他认为资本主义开拓了世界市场，资本主义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它把全世界各个民族都拖入到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当中，因此“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由此可见，技术的极大推动力是与资本、市场联系在一起的。

　　理性是使技术彰显其现实力量的助推器。技术在人类社会生活大放异彩的背后，其实是理性精神的胜利。从近代资本主义登上历史舞台，理性成了人类近代以来的文化最强音。无论是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还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以及康德所言“人为自然界立法”，从这些哲学家的名言中我们可以感受出人类理性有多么的自信。从文化哲学视角审视，我们可以将西方近代以来人类理性的演化历程分为四个阶段：

　　17世纪的“理性启蒙”。通常我们把17世纪看作是理性启蒙的世纪。我们知道文艺复兴引发了人们的思想觉醒，理性开始从宗教神学的蒙昧当中走出来，人的价值得以彰显。如薄伽丘的《十日谈》主旨就是让人从宗教神学的光环中走出来。“把人所拥有的还给人”——这是近代文艺复兴的核心口号。而人从神的光环中走出来，人的世俗生活世界从此得到充分肯定。在17世纪，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繁荣和向机器化生产的过渡，促使技术科学和数学急速发展；在思想文化界，也涌现出了很多启蒙思想家如培根、洛克、笛卡尔、霍布斯、伽利略等。笛卡尔哲学把人的理性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认为“思”是判定“在”之合理性的前提，强调“真理”问题只有置入主体思维的“内在性”之中，并去接受“我思”的检验和审判，才有资格去指导人的现实社会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