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阅读《菊与刀—日本文化诸模式》时，把握如下特点尤其重要。在本尼迪克特看来，文化是一种辩证性的存在，既有统一性，又有矛盾性。“菊”与“刀”象征着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和民族的矛盾性格。 二战后期，美国亟需制定战后对日政策。1944年6月，本尼迪克特应美国中央情报局之邀研究日本问题。她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把战时在美国拘禁的日本人作为调查对象，同时凭借日本游记、文学作品等书籍，以及日本电影进行研究。二战结束时，该研究报告为美国制定对日政策，起到了难以估量的现实效用。1946年，本尼迪克特对研究报告进行了修改与补充，写成了《菊与刀—日本文化诸模式》，该书出版后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响。作者对日本文化有着令人惊异的领悟能力。把“菊”与“刀”作为书名，强调的是“天皇制”和“武士道”在日本文化中的特殊地位。“菊”的图案是日本天皇家族的家徽，也是天皇制的象征。“刀”是日本武士的象征，也泛指作为武士精神和气质象征的武士道。武士是唯一世代终身以生命效忠主君的特殊社会群体，武士道是武士必须遵循的道德律令，是以忠诚、武勇、献身为核心的价值体系。“菊”与“刀”象征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和民族的矛盾性格。书中开头写道：这个民族普遍爱美，醉心于菊花栽培，又崇尚刀剑和武士的无上荣誉。“菊”与“刀”是两种完全不同性格的事物，分别代表着“柔和”和“刚烈”。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倔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意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行为的观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所知时，又会被罪恶所征服。他们的军队受到彻底的训练，却又具有反抗性。 作者认为“耻感文化”和“罪感文化”各具特点。日本文化具有“耻感文化”特点。“耻感文化”强调外在的约束力，“耻感文化”中的个人首先考虑的是他人、社会的评价。“罪感文化”源自西方基督教的原罪论。原罪论认为人的本性中，每个人都是有缺陷，并非完美。因此，人人都需要有一种忏悔和悔悟之心。因此“耻感文化”和“罪感文化”的差别表现在生活和行为方式上，前者注重外在评判，后者注重内省和自觉。本尼迪克特认为，世界上各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价值取向，不存在优劣之分。 二战中，日本军国主义以所谓的优等民族自居，悍然发动对华侵略战争，企图在亚洲建立所谓日本领导下的“大东亚共荣圈”，在文化上采取强制奴化政策。这场战争给中国及周边国家带来空前的民族灾难和文化危机。日本战败后，在美国主导下，日本社会经历了一场政治民主化改革，颁布了《日本国宪法》。这部宪法的核心是主权在民、尊重人权，以及宪法第九条所称“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行使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的和平主义。70年以来，在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下．日本国内有的人虽然在不同场合上表示过一定程度上的反省，这只是迫于外在负面评价而产生的耻感而对其“错误”、“失败”所做出的更正，不是真正出于道义、发自内心的忏悔，表现战争责任问题上始终闪烁其词。从文化根源上分析，是所谓荣誉感的病态产物。 各种文化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历史个性，彼此间的交往、交流应做到相互尊重。我们既要承认各种文化的差异性，也要遵循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性。既要发扬本民族优秀文化精神，更要对自身国民性有一个正确认识，包括它的局限性和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