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原本是个温情革命者，五四运动前后，他奔走呼号，所作所为无非是“忠告运动”“呼声革命”，不主张“炸弹革命”“有血革命”。中共建党初期，实行国共合作。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两党合作、帮助国民党改组的工作上，也没有想到枪杆子的暴力革命。大革命失败后，面对反目成仇、凶相毕露的国民党反动派，毛泽东开始警觉起来，故而在中共八七会议上，言近旨远，感慨而发，明确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他说：“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山穷水尽的一个变计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后，年青的毛泽东报名参加了湖南新军，就是这位很不起眼的列兵，竟对时事和社会问题表现出罕见的兴趣和热情。他从当时鼓吹革命的《湘汉新闻》上第一次看到“社会主义”这一新名词，接着读了江亢虎写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的小册子，对社会主义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1915年5月，他在与友人的信中说：“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济”，“屠沽贾衒之中，必有非常之人”。这之中固有对“奇杰”和“非常之人”的期待，也不乏历史担当的自信。

　　1918年4月，毛泽东等发起成立新民学会。次年7月，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湖南省学联创刊《湘江评论》，毛泽东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他在撰写的创刊宣言中指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反对强权政治，实现民众的大联合，已成为贯穿他一生的思想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