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这位老人尽管已进入耄耋之年，但是动作仍十分稳健，谈吐仍十分清晰。老人极为低调，连小区的居民都不知道他曾位居最高人民检察院要职，曾以特别检察厅“两案”起诉组组长和公诉人及检察员的身份，在两个多月时间里亲历“两案”主犯江青的10次出庭：起诉、庭审、法庭辩论、宣判，且一次次与江青面对面较量。在多方面的努力下，我们得以走近最高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江文，请他还原那场真实的世纪大审判。

　　“五七战士”成为江青的公诉人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检察制度被中断，检察机构被撤销，检察业务被取消或取代。接受采访时，江文的思绪陷入了历史深处最不愿触及的痛心回忆中。

　　1966年12月18日，江青在接见红卫兵时说：“公安部、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都是从资本主义国家搬来的，是凌驾于党政之上的官僚机构。” 1967年2月7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说：要从“政治、思想、理论、组织上彻底砸烂”公、检、法机关。从此，全国各级公、检、法机关受冲击，公、检、法干部受批斗，其中检察机关受害尤为严重。1968年12月，在谢富治的授意下，最高人民检察院军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军代表、内务部军代表和公安部领导小组联合提出《关于撤销高检院、内务部、内务办三个单位，公安部、高法院留下少数人的请示报告》。这个报告下发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军事检察院及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先后被撤销，人民检察制度从此中断。

　　1969年春节刚过，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厅厅长的江文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中央国家机关及部委的干部被“一锅端”，下放到湖北沙洋“五七干校”。

　　直到1972年底，中央国家机关及各部委在沙洋创办的“五七干校”才开始陆续解散。1973年，江文回到北京，被分配到冶金部钢铁研究院任党委书记。

　　1976年，10年浩劫结束，江文期望着行使侦查、起诉和审判职能的公、检、法三家政法机关相互监督、制约的机制能得以恢复。1978年，这位60岁的老人终于盼来了那一天： 这年3月，此前被撤销整整10年的检察机关得以恢复重建，黄火青成为“文化大革命”后最高检察院第一任检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