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国家虽大却力量衰弱的中国想对抗小而强的日本，只靠正规战必败无疑，对这一点国共双方都有认识。日军大举深入中国内地后，总数不过5万人的八路军、新四军以敌后为发展方向，国民党也向敌后派出过50万军队。最终结果是，8年后共产党的军队发展到百万之众且建立了1亿人口的根据地，而国民党在敌后的军队或灭或降或逃，所剩无几。为什么国共双方在敌后战场的表现如此不同？这是回顾抗战史时不可忽视的一个现象。

　　共产党最早认定“到敌后去”的发展方向

　　游击战是弱军对抗强军的有效方式，这一点在近代世界各国已有公论。纵横西欧无敌的拿破仑被西班牙的游击战争拖垮，大英帝国被南非的布尔游击队困扰得无计可施，只好妥协，都是西方军事家推崇的战例。谈起在近代中国进行的游击战，中国共产党自然是顶级大师，从1927年建军后就长期依靠老百姓在农村打游击。国民党政权作为以城市为中心的当权者，则一向只注重正规战。

　　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迅速占领了东北，南京政府和当地驻军实行“不抵抗政策”，蜂起后群龙无首的各路义勇军也很快失败，只有中共满洲省委组织的游击队能长年坚持游击战。后来在淞沪抗战、长城抗战时，国民政府只进行正规战，同日军正面交锋无不以败北告终。面对日军节节入侵，心存忧患的中国人无不思考作战的对策。如著名军事家蒋百里提出“航空救国论”，希望加速空军建设以对抗日本，但这显然力不能及。

　　在促成国共合作抗日的西安事变之前，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就已经在考虑对日采取何种作战方针。1936年6月，美国记者斯诺走进了由几百眼破窑洞构成、满目风尘的陕北保安（今志丹县）县城。毛泽东在与他彻夜长谈时讲到了未来战争的前景。斯诺记载说：“他要我预先设想到日本将赢得所有重大的战斗，占领了主要城市和交通线，而在战争初期，就摧毁了国民党的精锐部队。继后产生的是一个持久斗争的局面，在这个局面中，红军游击队将起主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