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红军在湖南、贵州、四川、云南、宁夏、甘肃、青海等少数民族地区滞留最久，这里的苗、彝、纳西、傈僳等族信仰基督教、天主教；藏、土家、纳西等族信仰佛教；白、瑶族信仰道教；回族信仰伊斯兰教。面对民族矛盾、宗教问题与现实政治问题，中国共产党运用统一战线理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制定、宣传了党的宗教政策，成功实施了统战工作，赢得了宗教人士的支持帮助，许多信教的爱国者还积极参加红军投身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长征的顺利进行。

　　探索与完善宗教政策

　　中央红军长征375天，经过少数民族地区136天；红四方面军长征19个月，在少数民族地区达15个月；红二方面军驰骋9320公里，在少数民族地区行进2830公里。这些少数民族聚居区大多地处西南西北，地域辽阔，山高路险，经济发展缓慢，宗教问题和民族问题密切联系，社会极为复杂。

　　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与少数民族广泛接触、深入了解，较为全面探索了怎样解决中国宗教问题。长征前，由于受“左”的错误路线干扰和当时革命重点主要在汉族地区，党对宗教工作的重视不够，有关文献寥寥可数，有关政策脱离实际，如规定凡为牧师、神父、和尚、道士、斋公身份，凡从事看地、算命、卜卦三年以上的“宗教职业者，未有选举权，并不得分配土地”。“一切宗教不能得到苏维埃国家的任何保护和供给费用，一切苏维埃公民有反宗教的宣传的自由”，只“保障工农劳苦民众有真正的信教自由”等，这些宗教政策并不适应当时的革命形势。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错误路线，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重新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革命的转折点。此时红军已越过了十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为运用马列主义宗教理论处理复杂的宗教问题提供了条件，党的民族政策也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如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废除宗教特权和宗教压迫；提出联络和争取少数民族和宗教上层人物，改变了过去把他们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并列在一起反对的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区分风俗习惯与愚昧落后、迷信等。这些在长征中形成的较全面的宗教政策，在长征胜利后得以完善并延续，在1949年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1954年后颁布和修订的《宪法》中得到充分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