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中共四大的记忆，几乎同它的会址一样渐渐淡去。

　　1984年，年迈的郑超麟由人搀扶着从四川北路出发，沿着记忆走到东宝兴路，在一路数着脚步之后终于停下、举起手杖，脱口而出“就是这里”——那时，印象中的石库门房和弄堂，已经变成在建的公房。

　　几年后，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居民区深处一户底楼人家天井位置，终被确认为中共四大会址，并以一块不起眼的纪念石碑作为见证。在2012年，四川北路公园内的中共四大纪念馆正式落成，终于弥补了新中国成立前在国内召开的六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中，仅四大没有正式纪念馆的遗憾。

　　某种程度上，这种“静悄悄”的风格，在90多年前就奠定了。1925年1月，作为向导的郑超麟陆续将20名代表带到川公路东宝兴路之间这栋石库门房二楼，在布置成英语补习班模样的会场里，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了。

　　在这个离租界不远、又不属于租界的“三不管”地带，为期11天的四大波澜不惊。兼任会议记录员的郑超麟后来表示，整个会议“平静得好像进行一次典礼”。

　　但对中共日后走过的历史而言，这场“典礼”留下的印记绝不平静。这些印记，恰恰都指向今天。

　　谁来掌控革命领导权？

　　某种意义上说，中共四大的召开，已有些姗姗来迟。

　　根据中共二大的决议，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一次。按照惯例，中共四大应于1924年召开。1924年8月31日，中共中央以“钟英”的代号发出《关于召开四大致各地党组织的信》，称“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期不远”，要求各地同志对于一年来党的政策及实际活动的意见“写成报告汇寄中央局”。

　　9月15日，“钟英”又向各地方委员会发出《关于召开四大的通知》，明确指出中共四大定于当年11月开会，并分配了代表名额，要求各地方党组织提交议案。今天中共四大纪念馆的展陈里，还能看到落款为“钟英”的这两份通知。“钟英”是“中共中央”的谐音，其中8月31日这份由行楷写成的通知，来自毛泽东的亲笔签署。

　　大会的筹备工作早在1924年7月就开始了。这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国共合作正式开始。此后，工人运动逐渐恢复，农民运动日益兴起，全国革命形势迅速升温。

　　但国共合作的洪流中，潜伏着令人不安的暗流。恰是这些暗流，令四大的召开时间一拖再拖。

　　1924年6月，国民党右派邓泽如、张继、谢持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　《弹劾共产党案》，声称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确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不宜党中有党”。8月，张继等又抛出《护党宣言》，公开反对“反帝反军阀”的政治纲领，称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是消灭国民党。

　　尽管随即召开的国民党执委会全会讨论了“党内共产派”问题，并令剑拔弩张的氛围稍有缓和，但一个重要的问题仍然摆在共产党人面前：在这场日益高涨的革命浪潮中，共产党人是应当在国民党的旗帜下为了国民革命运动去组织中国工人、农民，还是应当由共产党直接去组织群众？

　　换言之，中国革命的领导权，究竟应该由谁掌控？

　　1923年6月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明确写道：“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而到1924年的下半年，态势已经迥然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