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屠呦呦因“青蒿素”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一时间引起国内外对中医药的极大关注。在陪同屠呦呦赴瑞典、经历了领奖前后的诸多活动后，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写下《浪淘沙·诺奖》，抒发了自己的感想和思索：

　　诺奖落京东，青蒿素名。

　　良药治疟救苍生。

　　百般艰辛实验难，

　　医典启明。

　　协作会战兴，递补相竞。

　　古方须赖科技成。

　　埋头干事何顾它，

　　呦呦晚鸣！

　　正是“古方须赖科技成”驱动着张伯礼一直奋战在中医药的研发前线，力求给中医药插上科学翅膀。作为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技术副总师、国务院医改咨询专家委员会委员，他带队承担了很多项目，包括“方剂关键科学问题的基础研究”、“中成药二次开发研究”，等等，在推动中医药现代化、中医药企业技术升级换代等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在他看来，中医药在历史积累中沉淀下来的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只有经过发掘、提高，才能更有效地发挥维持人民生命健康的作用。

　　对于中医药长期以来遭致的误解和非议，张伯礼坦言，中医药被理解和接受的确需要时间，但也希望大家都能去读一读《百年中医史》，以史为鉴，从而更加理智和包容地看待中医药。

　　在传承和发展中不断进步

　　文汇报：早在2011年，您就提议开展百年中医史的研究，后来，这项研究作为院级重点项目得以立项。其实，学界对清末民初以来中医药发展的梳理和探讨，从来没有停止过，不乏研究人员和著作。在您看来，中国中医科学院的《百年中医史》同以往相比，有什么特别之处？除了学术价值外，其现实意义在什么地方？

　　张伯礼：第一点就是充分占有资料。“百年中医史”这个课题的研究历时3年多时间，以朱建平研究员为首的项目组尽可能地搜集第一手史料，基本涵盖了国家和地方图书馆的史料，包括医书、非医书、民国时期的旧报刊，甚至海外文献资料。充分掌握史料，利用史料说话，应该是一个重要的特点。

　　其次，协同攻关。以往这类研究往往是一个专家或一个团队担纲，这次编撰几乎动员了海内外、业内外相关领域的专家共同参与，课题组研究和专家咨询相结合的工作方式，也是过去没有过的。

　　第三点就是史料与史论结合。带着问题去搜集、甄别、分析、整理史料。项目组打破时间限制，根据中医药发展的性质和阶段，将百年中医发展史分为三个时期：1912—1949年是“抗争图存，自强发展”时期；1949—1977年是“事业奠基，曲折前行”时期；1978年迄今，是中医“全面发展，走向世界”时期。而过去多是以民国、解放初期、“文革”时期、改革开放等时段来划分。这次研究的分期体现了中医发展变化的特点和性质。

　　总的来说，史料更广泛丰富，专家参与程度高，视野更开阔，站在历史高度，进行了反映内涵特点的历史分期，都使得最后成书的《百年中医史》有了不同于以往研究的新视角，结论也更具有参考性和启迪性。

　　就研究的现实意义而言，我个人希望这套书面世后能产生广泛影响，使不同人群都有获益。

　　就中医从业人员来说，可以看到一百年来几代中医人的坚守和执着。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老一辈中医人为中医的生存呐喊，就是因为有着不屈的信念，有着对中医疗效坚定不移的信心。我们应该学习老一辈中医人的这种精神，更加自信、自强。

　　就管理决策人士来说，可使他更清楚地认识到支持中医药发展的重大意义和价值，加大支持力度。有了支持，中医发展就更快，人民就得利；没有支持，备受打压，中医发展就慢，也不能很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健康服务。把中医支持好、发展好，中国医改就有更强的动力，用中国式办法解决医改难题就有了更坚实的基础。中医药走出去，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也将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因为中医不光有实用价值，能解决问题，在宣传东方哲学和智慧方面，也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彰显中华文化软实力。

　　此外，我还希望一些对中医有偏见的人，也能读一读这本书。反对中医的声音百年前就有了，那时候喊得还要凶，人物社会地位还要高，但当时主要因为他们对落后社会不满，以及受个人主观思维定式的限制，并不真正懂中医。觉得中医不符合现代科学标准，必须退出，这无疑是错误的。中医的确能治好病，其疗效在几千年里一直重复着，在一个个个体上重复着。我们非常期待各学科及社会大众能在更理智、冷静、深入地了解中医后，摒弃学科偏见和武断思想，提出有助于中医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大家一起讨论，取长补短，整个医学发展的前景才会更好。

　　文汇报：2015年，您陪同屠呦呦先生前往瑞典领取诺贝尔医学奖，卡罗琳医学院的发言人当时就表示，这个奖不是给传统中医药的。后来在科协的座谈会上，您也强调，传统中医必须和现代科技相结合，才能产生原创性的成果。中医的历史传统悠久，但不可能拿来就用，如何让它成为一个维持生命健康的现代工具？

　　张伯礼：这个问题非常好，也是我们正在努力的方向。屠老师讲，中医药是一个宝库，但也不是拿来就用的。中医药有很多宝贵的经验，但一定要和包括现代医学在内的现代科技结合，才能在解决重大问题中做出贡献，这条路子要走下去。

　　中医药发展包括两个层次，一是理论层次，特别是哲学的部分，相对稳定；而另一个技术层次，即疾病治疗方法和药物，始终在发展。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指责，说：“你们老用那套几千年的理论，怎么行？”中医的思维方式、认知方法确实相对固定，但在其指导下的防病治病技术方法却在不断发展。

　　举个例子，如中医络病理论源于两千年前的《内经》，当时还比较简单；清代医家叶天士总结了络病治疗的一些方法和药物；而今天推动中医络病理论发展的是吴以岭院士，不仅建立了络病标准，研究了一系列方药，还做了临床循证评价和相关基础实验，揭示出络病与微血管病变相关，解决了一些西医解决不了的问题。譬如急性心梗介入治疗后常出现的无复流问题，即大血管再通了而小血管在麻痹状态下没有血流灌注，心肌依然处于缺血状态。西医在这方面缺少有效干预方法，中医则用通络中药大大降低了无复流的发生率。

　　类似的例子不少，足以证明中医理论通过现代研究在不断发展着。传承和发展就好比一架车的两个轮子，传承就要发展，发展也必须依赖传承，中医和其他很多学科一样，都是在传承和发展中不断进步的。肯定传承、否定发展的想法，无疑割裂了两者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