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以来，中国从来没有哪个时期像今天这样离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强国地位如此接近；中国也从来没有哪个时期像今天这样成为世界发展主引擎进而如此吸引全球的目光；中国也从来没有哪个时期像今天这样把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经济政治社会发展格局发生了重大变革，人类发展进入了百年不遇、千年难求的需要重新设计的关键时期。许多问题是人类绕不开、躲不过又输不起、很难赢的带有全局性历史性的重大难题。时势如棋局，格局在创造。继续不断做强做大综合国力和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是中国面临所有机遇中的最大机遇，也是中国面临所有挑战中的最大挑战，善用、妙用之，和同天下，力能摧坚。改革的目标就是实现现代化。改革的成功，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场革命胜利的意义都大。

　　一、世界进入了关键性历史战略交汇点

　　纵观历史，人类文明的进步史就是一部创新史，当今又进入了人类有史以来多维度拐点的交汇期。从科学发展史来看，自哥白尼“日心说”以来，人类先后经历了牛顿机械论引发的科学革命和爱因斯坦相对论引发的科学革命，今天人类来到了认知科学的科学革命门槛，每次科学革命都颠覆了人们以前的思维模式；从技术发明史来看，人类经历了蒸汽机带来的第一次技术革命，电气化带来的第二次技术革命以及信息化带来的第三次技术革命，现在人类望见了纳米技术带来的新技术革命的曙光，每次技术革命都衍生了新的产业形态和职业种类；从国家交往方式看，从最初的大洋天堑的孤立发展阶段，到后来的大洋通途时代，现在大洋变成了内湖，每次交往方式的变革都彻底改变了国与国之间的争夺目标和获取内容；从人类的冲突导因看，从土地和人口的平面争夺，再发展到资源和能源的平面冲突，核武器的发明和核战争的威力又使得国与国之间大规模的军事战争冲突形态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尤其是美国“9·11”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冲突形态，不同文明的无国界立体战争取代国家之间的平面冲突，恐怖主义使全世界陷入核危胁；从全球化的进程来看，正如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言，人类经历了以国家为竞争单位的全球化1.0版、以跨国公司为竞争单位的全球化2.0版，现在到了个体创新引领的全球化3.0版时代，制度创新的速度和方向成为国家能否繁荣和强大的前提，个人潜能的激发成为最大的繁荣源泉。

　　近五百年来，中国先后有三次错失关系到国家前途与命运的重大“战略机遇期”，从万国朝贺的泱泱大国沦落为任人宰割的“东亚病夫”。16世纪，第一次错失全球化带来的全球融合的战略机遇，闭关自守埋下了落后的祸根。19世纪，第二次错失了工业革命带来的产业创新的战略机遇，中国成为列强瓜分的对象。20世纪，第三次错失了信息革命带来的社会治理变革的战略机遇，中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萎靡不振。21世纪，再不能错失了新一轮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同时爆发所带来的经济政治社会将全面变革的前所未有而又稍纵即逝的战略机遇。历史实践反复证明，只有那些积极主动抓住战略机遇、创造经营战略机遇的国家，才能获取战略红利，分享发展红利，变机遇为现实生产力，创设新制度，在国际经济社会发展中弯道超车，主导创新趋势。一旦坐等机遇、丧失机遇，国家发展就遭受挫折，甚至倒退。

　　二、世界大格局进入了全面洗牌和重新设计的关键机遇期

　　横看天下，世界格局出现了自黎塞留倡导民族国家、威尔逊倡导罗斯福实施的联合国模式以来，第三次重大的利益洗牌和制度重塑的时期，也是旧格局消融，新格局迅速孕育的大有可为的关键战略机遇期。丧失机遇将是最大的损失，忽略挑战是最大的风险。“云物大智”（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智慧工程）时代的到来，价值流和信息流的聚合形态使得国与国之间的物理疆界形同虚设，原来常用的竞争方式和生活模式将退出历史舞台或日渐式微。旧有世界格局迅速被打破，新的世界秩序远未形成。各国都面临着新的战略定位。

　　虽然冷战结束了苏美领导的两大方阵对抗时代，但美国凭借其唯一超级大国的超强实力四面出击、到处干预，再加上目标模糊，能力不足，美国经济“一枝独秀”的局面被迅速改变。

　　欧洲受到经济危机的重创引发了结构性的矛盾。21世纪的欧盟一体化是继续扩大还是形成欧盟俄罗斯双核共治的格局远未定局。对乌克兰的争夺使得以罗马道统继承人自居的俄罗斯把阻遏欧盟扩大化作为国家目标，从此欧盟与俄罗斯的冲突将会是欧洲的主旋律。斯诺登事件使得美国-欧盟共同领导世界新格局成为泡影，无论如何欧盟会演化为世界重要的一极。

　　亚洲在21世纪初叶将是最丰富多彩的地区，一方面各类冲突狼烟四起；另一方面亚洲一体化的进程悄然而起，有别于欧盟的经济一体化，亚洲有可能是基于经济文化一体化的更深层次一体化。其中中日的冲突是关键，日本绝不甘心屈居中国之后做亚洲的第二把交椅，妄图制造事端再次中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继续领跑亚洲。回顾历史，日本两次搁浅中国的现代化，一次是19世纪末的中日甲午战争；另一次是20世纪30年代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日本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征程中绕不开、躲不过、输不起又很难赢但必须赢的“鸡肋式”挑战。

　　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21世纪，中国的成功崛起是一种必然，中国势必会进入国际舞台的中央。据在美国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许多被调查者认为，未来美国在世界经济领域的作用将极大减弱。另外，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增大，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则成为世界经济的“另一极”。今后十年是中华民族实现全面复兴的重要时期，有可能彻底改变工业革命以来的国际格局，中国必须在世界再平衡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可预见的未来，人类的贸易、科技、金融还是依赖发达市场和发展中市场的增长，是一种分享式国力。考察各国国力时，都要考虑其中的对方因素，以争取国际规则话语权为先导，加快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获取国际规则话语权是中国实现大国战略的重要保障。由于缺乏国际规则制定的话语权，中国面临国际制度性红利亏损。只有获取相当的国际话语权，深度参与国际事务，才能在国际问题上表明本国的立场，维护国家战略发展利益。

　　三、国家能力和国家认同是决定大国战略成败的“主引擎”

　　国家能力是国家在国际资源配置中网联资源的能力和主权追溯的能力。当今世界已经不是国家体量和规模的竞争，越来越是国家能力之间的竞争。也不是国家自身资源的竞争，越来越是国家汲取和网联全球资源的竞争，是多维度的支撑和多螺旋激励的结果。现今国家的能力建设越来越建立在经济、科技、军事、地缘、外交、文化、货币和制度八个维度上。而且这八个维度都赋予了新的功能和要素。他们的同构正向激励才能支撑一个一流大国，否则的话，这个国家就会迅速堕落成二流或三流国家，甚至会被裂解或边缘化。中国要在不远的将来成为国际一流先导型大国，需要推动支撑国家能力的八个方面的全面提升，彻底实现成为人类科技文明、世界经济繁荣区和社会制度文明、新文化凝聚力复归这样的国家战略目标。

　　经济实力已经跃升为国家能力的第一表现力，经济实力已经不仅仅是进出口、消费和投资所决定的规模经济，还要有由技术、技能和创意所决定的一个国家产业的升级速度、职业的替代速度和创意的衍生速度所表现，经济利益是最活跃的动力；科技作为人类进步的最革命因素和第一生产力势必继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科技作为人类社会唯一线性精进的牵引性力量，在不断催生着新思想、诞生着新方法和孵化着新产业，在未来世界，科技还会继续充当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性动力“引擎”，也必然成为国与国之间竞争的阵地之一。军事力量已经不是过去国家竞争的急先锋而成为国家竞争的最后的道德力量，日益成为赢得维护重要战略机遇期而又很难亮剑的威慑力量。

　　货币成为国家能力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和手段。货币已不再仅仅充当一般等价物，它是社会需求的挖掘者和航向标，新产业的催化剂，其他经济要素的黏合剂，并且作为非常规力量，是国际事务竞争的“核武器”。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过一句话：谁掌握了货币发行权，谁就掌握了全世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后，攫取大量的铸币税收益。如果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不仅可为中国在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获得更多话语权，而且还将有利于中国保持经济政策的独立性和国内经济的稳定，同时也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外汇储备的安全问题；外交也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认知挑战。国际事务和国内事务之间的界限也模糊了起来，过去明显属于国际的事务现在国内化了，过去明显属于国内的事务在处理的过程中越来越需要遵循国际规则了。即使是政治和安全问题，国内与国际也经常相互转化、相互影响。敌我友界限模糊，敌对国家可能会提供资金、技术、产品、市场和教育资助，友好国家经常能“意外”地给你制造麻烦。无论大国还是小国，都需要小心翼翼地谨慎冷静估计自身实力，寻求自身国家利益动态平衡，用一个领域的合作去化解另一个领域的冲突。地缘既是战略缓冲区，更是贸易和投资合作的主要伙伴。周边环境尤其是中国周边正发生深刻而持续的演变，如何超越传统，构建各种类型的网联周边国家的桥头堡，建设大地缘政治新格局，向外延伸国内影响力和向内吸附海外利益，是必须解决好的重大现实课题。

　　文化成为重要的创意产业、国际资源的黏合剂、国家认同的耦合器、国家施展软实力和巧实力的利器，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家的发展。文化已经和技术创新、产业创新融合一道成为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的关键要素。当今世界是一个技术进步、产业创新、社会平稳协同正向演进都需要制度支持的时代。美国通过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推动国际规则的创新并施展其话语权，一方面维持其霸权地位；另一方面每年攫取超万亿美元的经济利益。

　　四、中国跃升国际一流强国的主要抓手

　　战略机遇的本质是国家发展所面临的有利态势和时机的总和。中国已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央，在全球化竞争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在未来十年甚至是更长时期，中国要成为头等牵引型国际强国，首先要补现代化的课，完成中国社会的多元复合转型；其次要在探索人类新制度新发展模式中与其他先发国家共同担当历史责任，还要注意避免在中国快速现代化过程中弯道超车时的摩擦碰撞。要探索一条顺应世界潮流引领人类方向的“中国道路”。

　　第一，建立综合改革示范特区，标杆中国梦。改革需要新支点，创新需要新突破，奋斗需要新目标，发展需要新标杆。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基础条件好的地方，像改革开放初期的深圳那样进行全面改革的试点。在那里集中全党的智慧，吸收有史以来可资借鉴的经验，创新发展模式，不断整合信息、科技、人才等高端资源，积累和创造社会财富，为实现中国梦树标杆。中国梦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宏观上看就是国家强大、民族复兴的梦想；微观上看就是老百姓创新创业创富的梦。

　　第二，实施技术技能创意驱动战略，实现创新引领。技术、技能和创意三大驱动轮，将使传统的三驾马车飞奔起来，21世纪已经不是大鱼吃小鱼的时代，而成为快鱼吃慢鱼的时代，产业的创新速度、职业的替代速度、创意的衍生速度将决定着国家的未来和地位。科学技术的进步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比科学技术更为重要的是管理，管理是否有效的关键在于机制；决定机制能否长期持续运行的关键在于理念创新。未来社会，教育、科技和文化的强大将是国家能否强大的关键。以创新的意识形态武装中国，在不断发展中解决发展的问题。

　　第三，构建社会普遍服务体系，永葆社会活力。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政府的职能转变和管理模式的创新始终决定着改革的成效。新时期，政府的主要职责是提供社会普遍服务。所谓社会普遍服务就是政府提供的服务均等化、全覆盖、可获得、可持续和公平性。其主要功能是避免出现社会群体间的割裂、地区间的失衡、思维和道德伦理的割裂以及现代化进程的断裂。政府的角色主要在于制定参与的政策框架、标准，提供资金支持，提供能力建设，建立对话机制，了解民众需求，推广创新案例，鼓励战略合作。重在制度创新，其基点为约束公权力，使得公权力，法不授权便无权；私权利，法不禁止便自由。其关键在于建立廉洁高效透明的正向激励的政府治理架构。

　　总之，在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期，全球化进入3.0版时代，中国需要从发现利用战略机遇转向创造经营战略机遇，积极主动抢占未来战略制高点。实现经济、科技、军事、货币、外交、文化、地缘等八大维度的社会治理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