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谈到中央与地方关系时反复指出：“我们要统一，也要特殊。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这后来被总结为，既要统一领导“讲北京话”，又要地方积极性“讲地方话”。本届政府明确把任务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努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项改革范围之广、力度之大、目标之高都远远高于以往，更需要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要讲“两种话”。

　　但是我们注意到，十八大以来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出现了“一头热”的现象。中央层面的改革措施频频出台，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明显加快。但是在地方上，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明显滞后，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一些懒政、惰政消极应对的现象。有些人认为，这是地方政府改革适应期使然。地方政府观察中央的改革方向和改革信号，研究设计本地方的改革方案等需要消耗掉一定的时间。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地方政府存在一些不适宜的思想观念。

　　事不关己的逻辑。这次改革不同于以往改革的地方是，中央首先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框架，是从顶层设计开始的。有些地方就误认为，改革只需要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即可，不需要地方去研究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有些官员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国家大政方针的变化，不是地方政府地方官员应该思考可以解决的问题。殊不知，中央的改革路线图只是确定了改革的基本框架和方向，还是需要地方政府去探索适合本地方需要的具体改革措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绝不仅仅是中央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也包括地方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虽然中央治理体系与地方治理体系有一定的共通性，但是它们的机构设置和功能分工是不同的。中央是领导和决策，地方是协调和执行。在具体的改革措施上，地方政府需要探索出一条把中央路线方针与地方特色相结合的道路。所以，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绝不仅仅是中央的事情，也是地方需要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