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在我国的传播始于19世纪、20世纪之交，但完整翻译西方哲学原著的起步则晚得多。直至抗日战争胜利后，贺麟成立“西洋哲学编译会”，才计划系统翻译西方哲学著作。最初译出四种：贺麟译斯宾诺莎的《致知篇》、陈康译柏拉图的《巴曼尼得斯篇》、谢幼伟译鲁一士的《忠之哲学》、樊星南译鲁一士的《近代哲学的精神》。鲁一士是美国黑格尔主义的主要代表，而斯宾诺莎对黑格尔有很大影响。可以说，西方哲学著作的第一批译著都与黑格尔哲学关系密切。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黑格尔著作的翻译几乎同步：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完工时，黑格尔的大部分重要著作也被译成中文。

　　上世纪80年代，国内哲学界有“扬康（德）抑黑（格尔）”的意见。它虽未充分表达，却代表了一种流行的情绪，结果似乎是康德走红、黑格尔受冷落。我们现在可以理解这种情绪的由来。比如，由于长期以来把黑格尔哲学简单化、公式化，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黑格尔语言晦涩难懂，但思想体系易于掌握；再如，觉得康德思想体系大有值得深究之处，可与现代西方哲学直接联通；又如，认为黑格尔是西方中心论的代表，感到“真能懂中国儒学者还是康德”；等等。从学理上说，康德固然重要，但没有必要在他与黑格尔之间作非此即彼的选择。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黑格尔哲学都是不可或缺、不可取代的。

　　从西方哲学看。两次世界大战后，英美哲学界就有人把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来源归于黑格尔，但很快发现那不过是没有文本依据的误解和曲解。有感于研读黑格尔著作的重要，英美哲学界相继对黑格尔的《逻辑学》《精神现象学》《法哲学原理》等展开了集中、重点研究。而在德国和法国，黑格尔研究从来都是“哲学重镇”和“文化堡垒”。德法和英美的黑格尔研究各有特点：德国人对文献有执着的考证，按其唯心论传统对各种思想观点的来源、关联和辐射加以缜密研究；法国哲学家按照文化潮流、社会需要和学派立场，从黑格尔著作中引申出自我主张；英美哲学家对黑格尔的代表性著作进行析义辨理，深入分析其论证结构、层次和步骤，把辩证法的思辨还原为历史经验的实在。这三种倾向相互影响：英美哲学家注意吸收德国的考证新成果，而德法研究者也自觉运用分析法重构黑格尔的论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