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东亚区域来说，具有共同的思想文化系统和价值取向是显而易见的。宋明时期创立于中国的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不仅广布于中国各地，而且扩散到日本、朝鲜、琉球、越南等东亚地区，并被这些国家吸收与消化，形成域外朱子学派和阳明学派。可以说，除了传统的孔孟儒学和朱子学，阳明学是中国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思想学说，是整个东亚思想史的组成部分。

　　阳明学在东亚的

　　历史性影响

　　所谓日本阳明学、朝鲜阳明学，其实就是日本人的阳明学、朝鲜人的阳明学，这与阳明学在中国内部的展开有本质区别。对于阳明学在中国的展开，我们只能说江右王门、浙中王门，而不能说江西人的阳明学、浙江人的阳明学。江右、浙中诸王门与阳明学发生地的关系，是辐射与被辐射的关系，靠的是师徒传授、讲学教化等方式实现的。而日、朝等国的阳明学，则是通过文本解读、自我消化的方式实现的。除了曾见过王阳明的日僧了庵桂悟，日本阳明学者连王阳明的弟子都没见过，中国式的体悟、感化过程，在他们身上很难重现，书籍几乎是他们进入王门的唯一通道。朝鲜阳明学者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在这点上，阳明学与传统儒学、朱子学等有很大不同。后者除了典籍输入，还有人员交流，甚至直接面授。所以比较而言，阳明学传播于东亚区域，在地国的自主性更强，主体意识更鲜明，其正面意义或负面意义也更为突出。换言之，至少就阳明学而言，多中心论应该是我们的不二选择，若简单地将其划入某某文化圈，不仅说明不了问题，甚至会引起误解。这也是日本学者主张把日本阳明学派直接以其创始人中江藤树而命名为“藤树学派”、韩国学者主张把朝鲜阳明学派直接以其创始人郑霞谷而命名为“霞谷学派”的根本原因。

　　当然，与日本略有不同，朝鲜还有越南、琉球等国因采纳了中国的科举制度，为举业之成功，甚至有“不远数千里来试京师（北京）者”。他们不仅在华拜师求学，而且还直接进入中国官僚系统，受中国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极深，所以朝鲜、越南等国都把朱子学作为绝对的正统思想，意识形态上的专制性甚至要超过中国，从而阻碍了阳明学在那里的健康自由发展。正因为此，阳明学在日本与朝鲜的表现形态也有所区别。以中江藤树为代表的日本阳明学具有较强的自主性特征，并且偏重于王学的积极侧面（重视本体的侧面），而以郑霞谷为代表的朝鲜阳明学则具有较强烈的继承性特征，并且偏重于王学的消极侧面（重视工夫的侧面）。日本不像朝鲜、越南和琉球，后者在接受以朱子学为代表的宋代儒学时，带有类似于原教旨主义的心态，除了朱子学，几乎拒绝其他任何非朱子学的思想形态；而日本则秉持多元化的宽容心态，把包括阳明学在内的非朱子学流派也同时受容并本土化了。即使日本的朱子学，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也吸取了不少中国阳明学的因子。比如从中国阳明学派中分化出来的“良知归寂派”，由于把良知分为体与用、动与静，并提倡“立体达用”和“主静归寂”，从而背离了明代的“主动”思潮，而使其重回到宋代的“主静”思潮，以至该流派不为明儒所钟情。但江户末期的日本朱子学者，尤其是以山崎闇斋为代表的崎门派，却对良知归寂说相当认同，在藤树学派吸收中国阳明学派的良知现成说的同时，崎门派不仅吸收了良知归寂说，而且将其融入日本的朱子学。

　　从江户后期开始，日本阳明学便逐渐成为各藩校的主要学问形态之一，同时也是诸藩大名推进藩政改革的主要思想资源之一。在信奉阳明学的诸藩国及其中下武士阶层中，既有与幕府将军德川家康无血缘关系或以江户为中心的地处边缘的外样大名（如萨摩、长洲等倒幕强藩），又有与家康血缘较近或地处中心地带的谱代大名；既有倒幕派志士（如西乡隆盛、东乡平八郎、大久保利通是萨摩藩武士，高杉晋作、吉田松阴、伊藤博文是长州藩武士，两藩组成“萨长同盟”，成为尊王倒幕派的急先锋），又有协幕派（护幕派）志士（如松山藩的山田方谷，冈山藩的河井继之助等）；既有主张“和魂洋才”的激进派（如佐久间象山、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又有主张“和汉合一”的保守派（如佐藤一斋、三岛中洲等）。也就是说，当时在日本的中下武士阶层中，虽有政治理念和改革路径的较大分歧，但信奉或接受阳明学实为他们共同的思想倾向。由于阳明学本身就是一门主张政治革新，以图打破传统格局，改变既有秩序的学说，所以无论倒幕派还是协幕派，只要是信奉阳明学的，大多主张革新（包括藩政改革和幕政改革），从而使阳明学几乎成为主张改革的仁人志士们共同的思想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