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形成统一领导、军地协调、顺畅高效的组织管理体系

　　加快形成国家主导、需求牵引、市场运作相统一的工作运行体系

　　加快形成系统完备、衔接配套、有效激励的政策制度体系

　　近年来，在推动我国军民融合发展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联接军地的各类体制机制，相关制度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军民融合体制不顺的问题仍十分突出，是制约当前军民深度融合发展的第一难题。党的十八大确立的推动军民融合发展的三大举措，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在国家层面建立四大融合机制，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健全军民融合发展的三个体系，特别是近期中央决定成立习近平同志任主任的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核心都是要根本理顺军民融合发展的体制问题。全力突破体制瓶颈，对于实现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意义重大。

　　我国军民融合发展主要面临四个方面的体制问题。一是军地之间缺乏有效的体制联接整合，总体上仍处于军民分割的“二元体制结构”；二是军地两大系统内部各自为政，“多张皮”“多龙治水”的现象十分突出；三是各融合领域之间缺乏统筹协调，各说各话，各干各事，各类融合之间缺乏大系统的规划和整合，导致融合资源并未向现代体系作战能力生成聚焦；四是融合体制缺乏有效的纵向贯通，不少融合领域在体制上仍存在着“上军下民”等不顺不协调的问题。

　　在这些问题中，最突出的是军地体制联接耦合问题。现有的多数跨军地议事协调机构，事实上主要起着联系沟通作用，基本上没有决策权和监督管理权。在成立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之前，党和国家层面还没有任何一个机构担负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推进军民融合发展的职能。由于缺乏国家层面抓总的权威机构，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是同一件事多个部门都在管又都说了不算，结果是各部门都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与其他部门进行讨价还价式的利益博弈，最终仅达成一种效益不高却能为各方接受的平衡方案。各相关部门“都管又都不管”的体制格局，常常会加剧“有协调、无结果，有议事、无决策，有启动、无监督”的工作低效问题。这使得，我国军民融合依然未能摆脱体制“碎片化”状态。

　　这种体制格局反映了我国军民融合体制发育深受复杂多元因素的制约。其一，历史沿革因素。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期，我国一直实行着党政军一体、平战一体的国防建设模式，较好满足了计划经济时期国防建设的需要。改革开放后，由于种种原因，逐步形成和不断强化了经济和国防两大建设各自运行的“二元体制结构”。其二，改革滞后因素。长期以来，由于机械化战争实践和指挥管理体制分割等原因，国防和军队建设系统中的基本状况是“纵强横弱”，各大系统内的纵向关系基本是协调的，但在体制的横向联系上则不够紧密。这种格局影响了统一和体系性军民融合需求的形成，也制约着国防采购、军品价格、社会化保障等方面的改革步伐。国防科技工业改革滞后也很明显，宏观管理体制、科研院所体制、企业制度、国防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改革有待深化，军工行业相对封闭发展的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其三，利益格局因素。客观地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防部门及相关领域，行业型、部门型、区域型、企业型及混合型的各类利益主体已有不同程度的发育，在市场准入、行业壁垒等方面形成很强的军民融合阻力。显然，如果我们不能在这一关键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突破，军民融合就会陷入“融而不合”“纳而不入”的困局，就难以走出“有共识难落实”的困境，推进军民深度融合就只会停留在口号和文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