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架构适切的政策工具是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保障。在霍莱特和拉姆什的政策工具分析框架基础上，将社会组织政策工具分为放松管制、监督管理和培育发展三种类型，对2004-2016年我国省级层面社会组织发展的503份政策进行文本收集、遴选、编码以及量化分析，进而探究“放管服”改革背景下社会组织发展政策工具的演进路径、空间差异和组合选择。研究发现：当前各地社会组织发展的政策工具与“放管服”改革的政策目标匹配度较低；政策工具类型方面以监督管理工具为主，放松管制工具次之，培育发展工具最少；政策工具选择存在明显的地区性差异，中、西部地区放松管制政策工具运用率较高，而东部、东北地区监督管理与培育发展运用率较高。结论指出我国发展社会组织应因地制宜，综合考虑各种不同政策工具的要求条件和政策效果，并注重政策工具的优化组合。

　　［关键词］社会组织发展；政策工具；政策文本；量化分析

　　［中图分类号］D62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314（2017）04-0073-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互嵌式民族社区异质性与族际融合关系研究”（15CMZ024）；北京市优秀人才拔尖青年人才项目“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模式选择研究”（2015000026833ZS08）；中央民族大学校级创新引智计划

　　［作者简介］李健，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荣幸，中央民族大学基金会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一、引    言

　　自从新一届国务院力推“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并将其作为提高政府现代治理能力的关键举措以来，各地各部门积极探索，认真落实，不断推进“放管服”改革向纵深发展。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是社会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与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共同构成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首过去，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也经历了“管—放—服”三个发展阶段。新中国成立后较长时间内，政府对社会组织实施“严格管控”；党的十八大后，随着“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目标确立，政府陆续推出了放开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降低注册门槛等利好政策，“放松管制”逐渐成为该时期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主旋律；之后，中央层面又陆续出台了《国务院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支持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文件，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成为新的政策风向标。

　　2016年8月，两办印发的《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中提出，到2020年，建立健全统一登记、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分级负责、依法监管的中国特色社会组织管理体制，［1］标志着以完整性、统一性和集成性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组织“放管服”改革方向得以明确。社会组织“放管服”改革不仅有利于调和国家与社会关系，更是实现政府转职能、提效能的一剂良方。然而，几乎所有的改革创新都需要一系列相关政策的跟进，而政策的有效实施有赖于政策工具选择。推动社会组织“放管服”改革可选择哪些政策工具？政府如何选择或组合政策工具？怎样实现社会组织管理体制与政府行政体制“放管服”改革的协同推进？这些问题都亟待厘清。为此，本文在霍莱特和拉姆什的政策工具分析框架基础上，通过梳理2004年至2016年省级层面政策文本，分析政府如何通过政策工具的选择和运用促进社会组织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