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民众的公共需求不断变化，基层社会的凝聚力和公共性的生成、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社会治理的方式方法等都在发生动态变化。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方式已成为国内不同城市尤其是超大城市政府工作的一个重心。我国超大城市在社会构成上呈现出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三种结构并存的特征，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矛盾突出的背后是社会发展所引发的人民对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转型和变迁的要求。创新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应以化解矛盾为重点，构建精细化社会治理模式。

　　一、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需要直面“三大变化”

　　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矛盾是社会发展变化与治理方式方法不适应引发的矛盾。无论是建设者还是管理者，无论是顶层设计还是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都需要直面已然变动了的社会治理实践及其挑战。积极有针对性地回应社会治理基础变化引发的深层次问题，是基层社会治理有效性的根本。当前需要直面以下“三大变化”。

　　1. 民众公共需求的新变化

　　基层社会治理难题是新的社会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在地方治理中的体现，是公共需求变化与政府治理方式之间不协调矛盾的体现。具体地说，是城市化进程中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尤其是追求公平正义的需要与政府利益平衡意识和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是人民群众不断增强的个体意识和公共参与意识与基层政府“为民作主”的管理思路和管理方式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价值日渐多元化与现代政府“标准化的政策和程序”之间的矛盾。无论是基于“治理绩效的有效性诉求”，还是基于“政策认同的合法性诉求”，增强基层政府对多元化、差异性需求的回应能力已成为当务之急。与其他类型城市相比，超大城市治理的显著特点在于，社会流动速度快、利益结构和需求结构分化程度大、公共产品供给需求差异大。识别、整合和回应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发挥好不同群体的参政议政作用，是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难点，也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方面。

　　2.大城市功能提升的新变化

　　超大城市具有集中汲取公共资源的优势及吸纳国内外不同层次人群的磁场效应。长期以来，与人口大规模集聚相关的各种社会问题一直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难点和重点。2015年12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提高城市工作全局性”，其中就内含“人口发展格局与城市可持续发展和城市功能相匹配”的人口结构调控目标。大城市功能的提升必然要求与此相关的治理结构和方式方法转型，这对基层治理构成挑战。以北京为例，作为首都，北京经过近70年的发展，已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个陈旧的古都发展成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城市发展和治理方式面临深刻调整：一是城市自身转型升级对基层社会治理提出了更直接、更高的要求；二是“四个中心”的战略定位和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的发展目标使首都社会治理创新的任务更重、标准更高；三是疏解非首都功能和北京副中心建设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对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形成挑战。

　　3.互联网时代的新变化

　　超大城市是知识精英、网络大V等意见领袖的聚集地，也是被国际舆论关注容易引发全球话题的区域。媒体的宣传职能在加速地向监督职能转化，对超大城市政府构成严峻挑战。目前，政府要适应在新媒体时代环境下进行决策和管理。政策制定和执行既要广泛听取来自网络和民众的声音，也要保持必要的定力。政策出台前要进行充分的民意调查、了解不同群众的利益诉求，有针对性地进行必要的情绪引导，一旦执行就要坚决有力。受城市规模、经济政治地位等因素的影响，超大城市还有着其他城市没有的国际影响力，容易引起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基层社会治理中每一个政策与政策的执行都要考虑到其可能带来的国际影响。因此，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更须在系统思维框架下求解，在体制机制层面增强国家与社会之间、线上与线下之间的协同性和联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