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0年历程，成功探索出一条能够通向民族复兴的道路，形成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方略。法治是中国发展战略的重要一环，与新中国一同成长，不断发展丰富。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颁行和其后制定的有关法律，确立了我国法治的基本原则，初步奠定了中国法治建设的基础。图为1954年国庆节游行群众抬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模型通过天安门。

　　选择什么发展道路，确立什么战略路径，是关系一个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新中国70年的历程归结到一点，就是探索出一条能够通向民族复兴彼岸的道路，并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战略路线。这条战略路线，经过党中央几代领导集体的发展，特别是经过十八大以后的凝练与重构，形成了“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这一新时代中国发展的战略逻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以及“四个伟大”的四梁八柱，是新时代治国理政的主要方略和顶层设计，也是对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验的一个深刻总结。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新中国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总结，其中蕴含了曲折、摸索和觉醒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新中国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蕴含了曲折、摸索和觉醒。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上既有成功的经验，也走过弯路。1978年召开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 “四个现代化”的概念形成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虽然当时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发展的迫切要求和正确方向，但受制于实践和时代的限制，其内涵还不够完善。因此，在改革开放初“四个现代化”成为一个最脍炙人口的时代符号之时，我们党就已经开始认识到“四个现代化”不是现代化的全部内容。1979年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就指出:“我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方面，并不是说现代化事业只以这四个方面为限。”从今天的眼光看，“四个现代化”虽然字面上包含了四个方面，但其内涵实质上是单一的现代化，即物质文明取向的一维现代化。

　　随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认识的深化，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的“两个文明”建设思想，这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进一步从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度，阐明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地位和任务。自此，形成了“两个文明”的二维逻辑框架，相对于“四个现代化”的单一的物质文明取向的现代化概念，是一个重大进步。

　　2002年党的十六大又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命题。关于“政治文明”的概念，马克思早在1844年计划写一部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草稿中就使用过，后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人类文明体系作过经典阐释，从物质基础、上层建筑（政治与法律）和社会意识三个层面构建了分析框架。曾有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方面就够了，因为“精神文明”已经包含了政治领域，没有必要把“政治文明”单独提出来。实际上，精神文明并不能完全涵盖或替代政治文明。这是因为，政治文明既有价值形态，也有制度形态。如果说其价值形态基本可以纳入精神文明的范畴的话，那么其制度形态则很难由精神文明来涵盖。2007年党的十七大又把“社会建设”写入报告之中，并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的判断，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上议事日程，由此正式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布局。

　　党的十八大在此基础上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大框架中，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这一理论概括，使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更加明确，由此也完成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建构。可见，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经历了一维到五维的理论发展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日臻完善。党的十九大报告把“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进一步提升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五大文明”框架，并作为全面现代化的主要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