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全国有九个省份调整了普通高校的收费标准，涨幅多在20%-35%，更有宁夏超过了50%，据悉还有部分省份存在着调整意愿。时值新学年开学，这一调整立刻引起社会的关注。学费为什么突然上涨？国内外受教育者分担教育投入的现状如何？怎样科学调整教育投入结构？教育专家对此进行专题分析。

　　高校学费上涨其实是件很难的事情

　　在我国，教育问题关系千家万户，高校收费有着严格的定价程序，定价权并不在教育部门和学校手中。有关文件规定：国务院或有关部门负责制定各级各类学校收费管理的宏观政策，省级人民政府负责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各省在调整学费标准时，要科学核定高校生均培养成本，综合考虑居民经济承受能力、财政拨款水平和就业情况等因素；要严格执行教育收费决策听证制度和教育收费公示制度。因此，学费标准不仅要通过省物价部门的审批，更需要省级人民政府的批准。

　　既然这么难，怎么还涨了呢？并且是多省市在涨。笔者认为，这恰恰体现出了一定的规律性或客观性。从2001年起，每年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都联合发文，要求学校收费标准保持稳定。2007年，国务院发文规定五年内各级各类学校收费标准保持稳定。因此，高校学费少则七年、多则十几年没动过。而这十余年，我国经济发展惊人，2002年人均GDP才刚刚迈过1000美元的门槛，而现在已达6000多美元。期间，个人收入、物价水平、办学成本也都在不断增长。因此，今年的学费上涨属于恢复性调整。

　　2013年，全国公办普通本科高校生均学费为5775元，占城镇家庭户均收入的比例为7.49％，占农村家庭户均收入的比例为16.73％。九个省份在2013年的生均学费分别是：宁夏3102元，福建5183元，江苏5225元，天津5265元，山东5409元，湖南5479元，广西5656元，湖北5730元，贵州6436元。可见，其中的八个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宁夏这次涨幅超过了50%，舆论反应强烈，其实它的基数很低，原来的收费标准在全国排在倒数第二，且其学费占城镇和农村家庭户均收入的比例分别为4.97％和11.53％，也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贵州是个例外，它的各项指标都高。

　　可见，受政策起点的影响，各省的学费标准差异很大，如最高的上海9299元与最低的西藏2514元竟相差3.7倍。另外，目前省属本科院校也都招收着大量的外省份学生，大致能占到总数的30%，收费低的省份高校明显吃亏。

　　高等教育成本的分担机制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和知识经济社会的到来，教育成为人力资本形成的基本方式，经济发展需要教育提供知识和人才支撑。高等教育的社会作用显著增强，功能拓展、规模上扬。高等学校办学成本日益庞大，经费紧缺成为世界性难题。

　　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认为，高等教育供给能力有限和需求不断增长的矛盾将长期存在，因此有一定的竞争性和排他性；高等教育属于准公共产品，个人、社会和国家都能从中获益，因此需要共同投入，并由此形成了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成本分担不仅有助于推动高等教育发展，还有利于提高高等学校的办学效率和促进教育公平。如美国著名的比较高等教育财政问题专家约翰斯通（D·B·Johnstone）在1986年就认为：“一所运行合理的大学，其经费来源应该主要包括政府投入、学费、社会捐助和学校创收”，后三项也可笼统称之为社会投入。这是理论的转向。

　　那么实践是否也跟着转向了呢？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进程表明，它们执行的不是“政府投入为主，社会投入为补充”的政策策略，而是由政府分担部分基本的教育成本需求，政府的责任由提供高等教育场所转为扩大高等教育机会。而机会能否为受教育者所享用，还要看个人为此付出的智力和资金努力。根据OECD的有关统计数据表明，整个OECD国家在1998到2009年间，高等教育投入占GDP比重呈增长趋势，从1.3%提高到1.6%。其中财政投入基本保持在1.0%至1.1%，社会投入则明显上升，从0.29%上升到0.5%。结果在高等教育自身的经费结构中，社会投入比重不断攀高，从1998年的43.9%上升到2009年的56%，2006年是最高年份曾达到过62.5%，而财政投入的比重则呈下降趋势。

　　我国从1989年开始试行高等教育收费制度，到1997年终结双轨制，开始全面实施高等教育收费制度，逐步建立起了以政府投入为主、受教育者合理分担、其他多种渠道筹措经费的投入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