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艺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国古人自西周以来就逐渐形成了“天人合一”的传统观念，他们往往从宇宙人生的高度去看待文艺现象与精神问题，认为文学艺术的审美价值和精神意蕴是与天地万物相通的，其最高境界是人的意识无法完全认识的，所以必须通过体验和感悟的方式才能获得，这是中国古代文艺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中国古典诗画体现非个人性

　　绘画是一种造型艺术，以追求形似为基础。但是中国画多以写意为主，讲究意在笔先，神似重于形似。中国画不是站在固定的角度，集中于一个透视的焦点，而是站在高处把握全局，提倡“以大观小之法”，重在表现对象的生命节奏和内在气韵，具有一种深沉的宇宙感和历史感，比西方绘画更富于哲学的意味。所以，南朝画家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把“气韵生动”放在绘画六法的首位，而把“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之类放在次要的位置上。

　　中国画所讲的“传神”或“气韵”已经突破了个体的主观因素，而指向了天道自然或宇宙本体。宗白华认为：“中国画的作者因远超画境，俯瞰自然，在画境里不易寻得作家的立场，一片荒凉，似是无人自足的境界（一幅西洋油画则须寻找作家自己的立脚观点以鉴赏之）。然而中国作家的人格个性反因此完全融化潜隐在全画的意境里，尤表现在笔墨点线的姿态意趣里面。”（《美学散步》）

　　中国古典诗歌也有类似中国画的特点。我们知道，中国诗歌的句法比较灵活，因而在表意上也具有很大的灵活性，能够使人产生丰富的想象空间，特别是六朝的山水诗，由于受魏晋玄学的影响，山水被看作是自然之道的最好体现，所以诗人往往采用一种凝神静观的态度观照山水，把创造明净空灵的境界作为最高的审美理想，从而力求更好地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

　　美国学者叶维廉指出：“中国诗的传意活动，着重视觉意象和事件的演出，让它们从自然并置并发的涌现作说明，让它们之间的空间对位与张力反映种种情景与状态，尽量去避免通过‘我’，通过说明性的策略去分解、串联、剖析原是物物关系未定、浑然不分的自然现象，也就是道家的‘任物自然’。”（《中国诗学》）英国翻译家格雷厄姆在《中国诗的翻译》一文中也谈到：“中国诗人很少用‘我’字，除非他自己在诗中起一定作用，因此他的情感呈现出一种英文中很难达到的非个人性质。”格雷厄姆所说的这种“非个人性质”其实反映了中国诗歌所特有的一种人与自然的关系，那就是追求一种忘我和物化的境界。

　　在古人看来，自然物和人一样也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和意义，彼此间可以对话交流，所以应该在尊重外物的前提下，做到顺应自然。所以，清人朱庭珍说：“作山水诗者，以人所心得，与山水所得于天者互证，而潜会默悟，凝神于无朕之宇，研虑于非想之天，以心体天地之心，以变穷造化之变……必使山情水性，因绘声绘色而曲得其真，务期天巧地灵，借人工人籁而毕传其妙，则以人之性情通山水之性情，以人之精神合山水之精神，并与天地之性情、精神相通相合矣。”（《筱园诗话》）

　　可见，中国人是在“天人合一”的背景下去认识文学艺术等精神活动的。从根本上说，艺术所表现的对象是宇宙天道，用南朝画家王微的话来说，是“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叙画》）。宗白华说：“绘画不是面对实景，画出一角视野（目有所极，故所见不周），而是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那无穷的空间和充塞这空间的生命（道），是绘画的真正对象和境界。”（《美学散步》）这种观念也成为中国传统艺术的基本精神。这样一来，“神”或“精神”就成为一个大的概念，它包括人与自然在内，并不专指人的思维与意识。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意境理论的确立和成熟，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艺理论中最完备的、带有总结性质的审美形态，并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