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国际国内交往空前加速，文化交流融合空前加剧的全球化时代，应该如何谈论一个城市文化的本土性？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例，北上广的城市文化本土性概念是在双重比较语境中使用的，没有比较就没有所谓“本土”（这点当然也适合北上广之外的其他城市）。

　　国际比较语境中的本土性。这是在与其他国家大都市（如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等）的比较中凸显出来的本土性，它的含义基本上相当于“传统”（农业文明）等，与“现代”“商业文明”相对。在这样的比较视野中，北京、广州、上海的本土性呈现依次递减的趋势：北京的本土性最为突出，而上海的本土性相对是最低的。

　　国内比较语境中的本土性。这是在国内各大城市或城市群的地理与文化特色的比较中显现的城市文化本土性。上海的现代化程度最高，与纽约、巴黎、伦敦等西方大都市最相似；但在与北京、广州、西安、成都等城市的比较中，恰好现代化变成了它的本土特色。上海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在国内比较语境中，上海的“情调”恰恰就是它不同于北京、广州等国内都市的本土性所在。上海的过去就是它的未来，“老上海怀旧”实际上投射的恰恰是对未来上海的想象。

　　北京的“老炮儿”和上海的“老克拉”可以说是这两个城市的文化符号，戏剧性地呈现了北京和上海的本土性差异。相比北京人的讲气派，上海人的讲情调，广州人则最讲实际。广州人更为脚踏实地，注重自己舒服方便，不讲排场，自得其乐，为自己活着，活一种自在的感觉，舒服、方便就好，不那么讲究细节的精致。作为商都，广州没有北京那么讲究秩序和气派；而作为历史悠久的外贸城市，广州文化显得包容、绝不排外。但与上海相比，广州等岭南文化圈的城市，具有较突出的南洋文化风味，与位于马来群岛、菲律宾群岛、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国家有频繁的经济和文化往来。这种“南洋风”，既不同于苏杭的江南风，也不同于上海的外来风，当然更不同于北京的京城风、西安的西北风，而成为广州自己的本土特色。

　　综上所述，我们要在流动、变化、比较、发展、生成中谈论本土性，特别是要着眼于本土性的变化过程及其当下形态；而不是在固定、静止、僵化的意义上谈论本土性。要区分过去的本土性和当下的、此时此刻的本土性。深圳的地方性甚至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被生产出来。我们不能认为只有传统的粤剧、粤菜等是岭南地方文化。相比于西方和中国其他地方的流行歌曲，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流行的粤语流行歌曲，何尝不是岭南的本土文化——一种杂交的本土性。由于历史上移民政策的变化，岭南文化这个概念之下，其实也包含了不同的群体及其携带的文化，比如，从地域看，它包含了广东文化、桂系文化、海南文化三大块。而广东文化又分为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雷州文化和高凉文化等。也就是说，岭南文化或广东文化都不是单一的。在广东人身上，你会看到开放、创新和传统、守旧的神奇结合：一方面，很多传统民俗得以保留；另一方面又富有探索创新精神。它融合了岭南文化的多样性、包容性、灵活性，以及客家文化的坚守、执着，还有现代都市文化的开放和变革精神。

　　（作者系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