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发展史看江南与岭南的文化对话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宋钻友

　　上海开埠后，陆续有广东人迁入，全盛时达到12万，如把流动人口计算在内，数量更多。100年来，广东人全面参与上海的近代进程，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创造了辉煌成就。在上海开埠后的百年，广东人和江浙人与西方商业势力同场竞技，各自把岭南文化和江南文化发挥到极致。双方既有竞争，也有吸纳和互动，共同为上海的崛起作出贡献。比较研究两种地域文化的特色和差异，上海是极为适合的城市。

　　上海有多任知县、道台、交涉使是广东人，吴铁城、俞鸿钧担任过上海市长。广东买办19世纪中叶在沪从事商业活动，成为早期最熟悉西方商业模式的华商，架构起连接东西方的桥梁。唐廷枢、徐润、郑观应三大买办长期在沪从事洋务活动，产生了巨大影响。20世纪，粤商再次在上海大显威力，四大百货公司把全新的商业业态引入上海，创造了新的都市生活方式，引领了摩登时代的生活时尚。永安纺织集团与其他民族纺织工厂共同构建了中国纺织业高地。在文化领域，广东人充满了创造力，上海“东方好莱坞”地位的形成，没有黎民伟等粤商的投入，以及郑君里、蔡楚生等导演和胡蝶、阮玲玉的才华，是不可想象的。梁启超曾在上海从事报业活动，传播新文化。在出版领域，从早期的《汇报》到20年代中国第一本大型画报《良友》、30年代的《永安月刊》，构成出版文化的重要篇章。

　　在旅居生活中，广东人把家乡的生活环境复制到上海。虹口的武昌路、横浜桥一带俨然是另一个广州，粤式茶居鳞次栉比，广东戏院、庙宇散落其间，粤民有自己的社区医院，还有操粤语的接生婆，上海有个原汁原味的岭南社会。下面我们就旅沪广东社群的群体特征作初浅论述。

　　敢于冒险，敢为天下先。广东人富于冒险精神，为了家庭，求生路上，不惜轻掷生命，万里投荒。在积有一定资金后，很多广东人（包括粤侨）都会投资创业。在投资方向的选择上，广东人不排斥小微企业，一旦进入，用心经营，力求形成规模。当资金积累到一定程度，粤商敢于进入全新的行业，无惧未知水域的风险，更高层次上体现了粤商的冒险精神。正是凭借这种精神，香山商人把环球百货业引入上海。

　　包容开放，善于创新。岭南在鸦片战争以前与西方已有贸易往来和文化接触。开埠以后，广肇地区商人通过充当买办，深入堂奥，对西方的商业精神和经商模式有了更多认识。19世纪50年代，大批广东买办随洋行北上，移居上海，担任外商中介，并利用优越地位开设商号，积累了巨额财富。在与西方商人打交道过程中，广东买办唐廷枢、徐润、郑观应对西方有较为深入的认识，被视作最了解西方的中国人。1872年，轮船招商局开办，三大买办应邀入局掌管局务，经营状况良好。其间，唐廷枢、徐润尤其是郑观应，多次就国家的近代化提出重要建议，郑观应还写下《盛世危言》，提出全面的改良主张。广东商人不仅包容开放，能够接受新的观念和知识，同时善于学习，善于创新。四大公司位于离南京路不足200米的马路两侧，竞争激烈。为了出奇制胜，四大公司努力创新，力求用新的经商手段取得营业佳绩。永安公司为提升企业形象、传播商业文化，出版了《永安月刊》。大新公司开设较晚，先天不足，通过安装自动扶梯吸引顾客，还辟出宝贵场地，长期陈列绘画等艺术品，为商场平添了文化气息。新新公司在三大公司中长期叨陪末座，业务成绩垫底。年轻的总经理上任后，大刀阔斧进行改革，推出玻璃电台、绿宝剧场，打造“粤菜首都”，业务显著提升。

　　追求卓越，引领潮流。不少旅居上海的粤商有着在海外生活、留学、经商的经历，他们熟悉海外市场，具有全球视野，把国际标准和眼光带到上海，在创业中坚持国际标准，注重产品品质，同时为上海的国货工厂建立了国际参照。上海的不少著名品牌由粤商创造，如阴丹士林布，在粤商进入这一行业前，市面的阴丹士林布很容易褪色。广东商人聘任德国技师，采用优质染料，严控工艺管理，品质优于同类产品，收获了大量订单。扇牌肥皂至今仍在生产，创办人梁嵩龄是留美海归，鉴于沪上的肥皂工厂只能生产低端产品，立志创造可与舶来品牌抗衡的知名品牌。其工厂采用进口原材料，聘用外国技师，亲自参加管理，同时运用多种先进的手段作广告宣传，产品风靡全国，在南洋市场也成了抢手货，媒体公认不亚于洋货。上海的机织袜子业由广东商人余稚敬家族开创，所产丝袜素负盛誉。其成功后没有停止追求一流的脚步，曾独居小楼半年，每天在家试制新品，所产薄如羽翼，价格贵过舶来丝袜。此外，广生行双妹牌花露水、富华衬衫等都有进入海外市场的竞争力。

　　善于自治，热爱公益。近代上海是地缘组织最为发达的城市，同乡团体数以百计。宁波旅沪同乡会和广肇公所是20世纪上海同乡组织的代表。广肇公所董事会汇聚了旅沪最富有的粤商，如发起人唐廷枢、徐润，后期的陈炳谦，政府公务员伍廷芳、唐绍仪等。由于财力雄厚，政界影响力大，广肇公所成为高效的自治组织。公所还开办了完全制中学，1934年筹集巨资创办了规模宏敞、教育设施一流的广肇中学，董事会包括旅沪广东企业界、政界、学界的著名人物，由于办学认真，受到上海市教育局嘉奖表彰，被列为一等中学。公所19世纪末年开办过慈善诊所，规模不敷所需。1919年，粤侨商业联合会集资20余万元，开办粤商医院，医疗分设中西医，还附设妇产科，全院有近百张病床，设施一流，医务人员训练完整，医术不凡。除服务于同乡，还向普通市民开放。运棺还乡是同乡组织的重要职责，广肇山庄占地三百余亩，规模仅次于四明山庄，每五年组织一次运棺，满足先友落叶归根之遗愿。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大量旅沪广东人沦为难民，广肇公所与旅沪广东同乡会、潮州会馆联合组织难遣返委员会，无偿把两万余名同乡安全遣返家乡。

　　处事圆融，善于平衡不同利益群体。粤商在长期向外迁移过程中，积累了与不同社群和政治集团相处的经验，为了生存，不走极端，趋利避害，合作共赢。轮船招商局成立后，遭遇太古轮船公司激烈的压价竞争，唐廷枢执掌招商局后，一直主张通过与太古的谈判，解决彼此的利益争端。1877年，他主动与太古高层见面，就订立齐价合约进行谈判，说服对方，双方订立了三年齐价合同。1883年，唐廷枢游历欧洲后，“眼界为之一宽”，在英国期间，拜会怡和轮船公司高层，邀他们来华，就齐价事宜重订合同。

　　1910年，上海虹口发生鼠疫，工部局派防疫部门到虹口处置，与当地华人发生冲突，导致防疫工作被延误。居住虹口的广东买办陈炳谦出面调解，向工部局提出在虹口设立防疫医院，由华人自己派医生治疗病人、采取措施灭疫。治疗和灭疫工作按工部局的要求，由工部局派人检验。这一要求同时满足了双方的诉求，得到工部局允准，但要求在四天内建立防疫医院。陈炳谦一口答应，四天后在闸北建立著名的中国公立医院。粤商不走极端，善于平衡不同利益群体的处事风格，在全球化时代值得借鉴。

　　江南文化和岭南文化同属中华文化，广东人和江浙人在精神气象上有许多相同之处。岭南由于地理位置和历史的原因，比江浙和上海对西方开放更早，更具有开放意识。总之，岭南文化和江南文化都为近代中国的巨变作出了贡献。当前，长三角一体化，上海要建设成为卓越全球城市，粤港湾大湾区建设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挖掘两地地域文化的资源刻不容缓。期待这一比较研究恪守严谨、科学原则，持续开展，扎实推进，取得无愧于时代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