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著名诗人贺敬之从延安文学研究角度首次提出“延安学”的概念。此后，同济大学教授唐培吉专门写了题为《延安学刍议》的论文，主张以延安精神作为主体内容来建构“延安学”。90年代，延安大学教授郭必选发表文章，从哲学文化角度比较系统的阐述了“延安学”的内涵和研究对象，倡导建立“延安学”，并提出召开国际性的“延安学”研讨会。

　　“天下人心归延安”是延安学厚重的底色 

　　“延安是中国的革命圣地、民主圣地，也是中国的新文化圣地”延安大学教授郭必选表示。延安大学教授高杰认为，共产党人在延安的十多年岁月，足以构成一段完整历史的足够容量与充分价值。

　　西安政治学院副教授钱均鹏认为，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到延安去”成为千百万有志之士的共同愿望。他们从祖国的四面八方，从万里海外，不顾日军的炮火和空袭，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和阻挠，像潮水般涌向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形成了“天下人心归延安”的壮观景象。据统计，1938年底，赴延安的知识分子达到10万多人。

　　“延安热的经久不衰说明有必要创立延安学”钱均鹏认为。“没有‘红星照耀中国’，就没有《西行漫记》，没有‘东方红、太阳升’，就没有延安学。”郭必选郑重提出。

　　延安学是一门特殊形态的中国学问 

　　郭必选将延安学称为“一门特殊形态的中国学”。狭义“延安学”研究的内容包括总体性学科、历史性学科、理论性学科、延安人物研究四个方面，实际上是一个学科群。广义“延安学”研究内容至少包括四项内容：一是延安的历史和地理、人口；二是延安区域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是“延安学”理论；四是“延安学”史料学。

　　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潘磊曾以“‘鲁迅’在延安”作为延安学的一个重要论题而展开研究，提出“延安的鲁迅”回应的不是鲁迅本身，而是延安的整个历史语境。潘磊将这一论题的时间范围限定在从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到1948年为止，因为从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到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共中央及延安的很多知识分子向东北解放区集中。这段时间，一些知识分子的书籍在大连和沈阳出版。因为解放区文化的一贯性，所以这一部分也列入考察的范围之内作为辅助。潘磊强调，这里的“延安”并不特指地域上的延安，而是泛指整个陕甘宁边区。

　　西安政治学院教授曹祖明提出，人们之所以担心并提出延安学能不能成立的问题，源于头脑中隐藏着这样一个预设的理论模式，即学科都像数理化，仅是研究类对象的一般规律。事实上，学科有两种，一种是研究类对象的一般规律，用以指导对个别对象的认识和改造；一种是研究个别对象的典型意义，用以指导对他者的认识和改造，如研究红楼梦、敦煌、莎士比亚、地球、亚洲、欧洲的学科等。如此一来，就不会再简单地因为延安学不是研究类一般规律的，而把延安学挡在学科之外了。

　　西安政治学院教授杨忠虎提出，作为一门研究延安时期历史文化现象的大学问，“延安学”涉及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军事学、文学、战略学、教育学等多个学科，的确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学科群。现有学科分类中涉及延安社会历史的学科，主要有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中国现代文学史等，这些学科的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理论格局和思维路径，限制了各自进入延安时期学术研究的角度和深度，难以获得思想理论上的突破、学术观点上的推进、甚至史料上的发掘。杨忠虎提出，要从更广泛意义上理解“延安学”。应该把“学”与“学科”分开。现在全国进行延安学术研究的人至少数以千计，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学术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如果把“延安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作为具有特殊研究价值的学问来看，“延安学”容易被人接受和认识。

　　具有成为“显学”的潜质 

　　郭必选介绍，20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徽州学与中国藏学、中国敦煌学成为当今三大区域显学。“延安学”提出和徽学几乎是同时的，还比较年轻。高杰回顾说，贺敬之先生最初倡导“延安学”研究时， 即是由已成为历史学研究领域显学的敦煌学和文学史研究领域显学的建安文学引发的联想，“延安学”与敦煌学、延安文学与建安文学相提并论，从存在形态和历史价值方面讲，无疑具有着充分的可比性，因为“延安学”与敦煌学都是以一块特殊地域所拥有的远远超出本地域范围的历史文献而称著于世，而延安文学与建安文学则都以自己的特殊风格在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在教育部学科专业目录中，“敦煌学”和古文字学一起“含”在“历史文献学”中。杨忠虎介绍，“徽学”、“三峡学”、“故宫学”等很难从“学科”意义上达成学术界的共识，目前都没有列入国家学科目录。但是，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并不妨碍人们称其为“学”而去研究它。正是基于这一点，上述“学”都有从事研究的学术团体。记者获悉，作为“显学“的敦煌学、故宫学等相关研究近年来已有卓越成果问世，并且形成了老中青相结合的学术梯队。

　　高杰认为，“延安学”(包括延安文学〉还有敦煌学与建安文学所无法比拟的当代性，主要体现在延安是新中国发展进程中无法避开的话题、延安精神以其特有的富含对接于新时期以来党和政府各项建设大业中、延安政权的历史性存在将不断被人们作出新的阐释。郭必选认为，徽州学等上述三门区域文化学基本上研究的是中国古代文化，而“延安学”研究的是中国近代到现代的文化。前者是同敦煌文书、徽州民间契约文书新资料的大量发现有直接联系的。而延安时期的文物档案资料由于战争年代失散了一些，目前保存下来的有些还没有解密，这些和“延安学”还没有成为区域文化的显学有一定关系。

　　扩展国际视野或将带来新的学术增长点 

　　郭必选认为，从一定意义上，埃德加·斯诺和海伦·斯诺是最早客观报道和思考延安学的开拓者，《西行漫记》和《续西行漫记》虽是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但可以把它看作是延安学史科学难得的著作。斯诺在这块神奇的黄土地上找到了东方魅力:中华民族从挫败走向复兴的魅力，毛泽东的思想和人格的双重魅力，延安精神的魅力。钱均鹏认为，“延安热”从一开始就突破了国门。在斯诺的影响下，一大批知名记者、作家纷纷将目光转向了中国延安，《续西行漫记》等著作相继出版。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后，又形成了一大批有份量的著作，比如《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等，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反响。而且，国际社会对“延安现象”的关注不仅发生在过去，战后几十年，人们一直从各种角度解释“延安现象”。 郭必选认为，在20世纪60—70年代，世界性的“延安学”研究开始兴起。

　　“延安学从其发生的胚胎里就注定是一门世界性的大学问。”郭必选提出，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代开辟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复兴的新纪元，谱写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光辉篇章，创造了人类世界历史上伟大奇迹，形成了以毛泽东思想和延安精神为标志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的中国新文化。钱均鹏认为，一段时间里，研究者的目光主要聚焦在“延安现象”在国内的形成、发展和影响上。而对“延安现象”的国际影响和研究则关注不够，缺乏对国际“延安热”内在机理的研究。郭必选提出，目前学界出版了不少研究延安时期的专著和资料汇编。但还远远不够,需要抢救,收集整理出版,包括革命历史文物。尤其是延安古代文化、民间文化和民俗文化的文物和文书资料更是少见，需要发掘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