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间，上海教育迎来了好几拨儿来探问的外国人——有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有英国教育高级官员伊丽莎白·特拉斯和尼克·吉布。今年5月，世界银行也发出声音，要把上海对教育高效投入的做法，作为未来在全球各地推广的经验。

　　在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试中上海学生两次获得全球第一，在TALIS(教师教学国际调查)项目中上海初中教师又取得11个指标的“世界之最”，这些都在牵引着外界的目光。

　　吸引关注的还有上海的多项改革——营改增、自贸区等改革的率先落地，表明上海正在成为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试验田”。

　　上海对城市发展作了新的总体规划：到2040年，建设成为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较强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全球性城市。

　　“这个城市在生长，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作用要充分体现，要形成教育经济社会发展合作共赢的协同联动体制。”上海市副市长翁铁慧说。2014年，上海全面启动实施教育综合改革，3份对接区域重大发展需求的教育布局规划——“学科规划”“高教规划”“职教规划”随之面世。

　　改革如弈，攻防有技法，进退有分寸。深水区的这场改革，上海如何突围？

　　解死局——

　　着此一子，满盘皆活

　　上海理工大学总会计师赵明把这所学校的“钱袋子”翻开数了数：2015年，学校专项投入和经常性投入的比例约为1∶3，分散投入和整体投入的比例达1∶3，而硬件投入和软件投入的比例已达1∶6。

　　两三年前，上海市高校的“钱袋子”还是另一番景象——在2012年市级财政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中，经常性经费只占30%，专项经费占去70%。

　　这样的数字之下，是科研工作者积蓄已久的“牢骚”，也是我国科研体制的长期痼疾——不是钱少，也不是人懒，阻碍科技创新特别是基础研究的最大障碍，是投入结构和管理制度的不合理。

　　怎么把这个难局走活？上海抓住了“资源配置机制”这步棋。通过高等教育投入的“三个转变”，2015年上海市高校经常性经费和专项经费的比例已经调了个个儿！

　　细数高等教育投入“分账”，上海大学原总经济师张平伟——这个一辈子都在和教育财政打交道的“见证人”——说自己看到了根本性的改变：在教育部门的预算中，以专项投入为主变成以经常性投入为主；以各专项分散投入为主转向了以学校为单位的整体投入为主；而在专项投入结构上，以软件投入为主取代了以硬件投入为主，“比如像高峰高原学科建设中人才队伍建设经费，就可以达到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