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讲好一门课比写好一篇论文重要的人，今夜死去了。”四川大学教师周鼎的“自白书”在网上火了。周鼎表示他将退出公选课教学，“不再自取其辱”。

　　周鼎是一个好老师，2014年，他曾获川大第六届本科教学优秀奖“二等奖”。他深受全校学生欢迎，选课人数差不多能把系统给搞崩溃掉。他还荣获“四川大学2014年唐立新教学名师奖”——该奖旨在“鼓励长期承担本科教学工作、学生评价优秀的教师”。可是，就是这样一名优秀的教师，在晋升职称时却落败，原因在于没有达到科研、论文的硬指标——迄今只写了一本半书、发表了四五篇论文。其获得的教学荣誉反而有一种羞辱的意味——你看，上课上得好怎么样？

　　这样的故事在高校已经是家常便饭了。教学再好，在大学里都是“虚的”，学校可以给你各种教学荣誉“虚名”，但在职称评审、考核中，科研、论文才是硬的，教学只是“工作量”要求，你花三周准备3学时的课，和走上讲坛给学生照本宣科，以及他人请人替自己给学生上3学时课，在学校的评价体系中，都只是3学时的课。而职称才决定你在大学里的生存和发展。

　　我不想再谈如此考核、评价教师，会对高校的发展带来多么严重的负面影响，或者呼吁高校应该调整评价体系，对教师实行分类评价等，而是想分析，为何这一问题早在10多年前，就已引起社会舆论关注，要求高校重视人才培养、教育教学，可至今却没有看到高校有调整的迹象。

　　根本原因在于，今天的高校完全实行计划办学，而非开放办学，社会公众的质疑，甚至受教育者的抱怨，都无法影响高校的办学战略——高校办学只对行政计划的主导者负责，而不是对教育和受教育者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