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作为史学大国，产生了不少解释世界的范式，帝国史便是其中之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英国的世界历史研究发端于殖民扩张的需要，形成了以英帝国为中心、以帝国争霸为线索的解释世界的范式。

　　帝国史如何成为主流史观

　　帝国史研究范式同西方其他解释世界历史的范式有类似之处，都源于基督教神学的普世主义。它强调善恶二元对立，将历史发展进程视为善的上帝之城改造恶的世俗世界。近代以来，英国历史学家的“启蒙”、“工业化”和“国际秩序”成为新的上帝之城。从英帝国到以英帝国为核心的帝国体系便体现出这样一种秩序：从英国等西方国家到亚、非、拉美等地区建立起的殖民帝国是传播“文明”的载体。这些带有目的论的线性发展观可被称作“文明使命观”，它们的核心是“文明”的英国人或西方人对抗“野蛮”的非西方人。

　　这种史观长期存在有四个原因：历史文献的可获得性、英国等殖民宗主国官方和公众的偏狭意识、利益集团赎买意识形态空间和国际力量（主要是南北方力量）对比。自从19世纪后半期史学专业化以来，专业史学岗位的设立成为史学发展的风向标，并成为诸多因素集中作用的焦点。从英帝国史的发展来看，1905年拜特殖民史教席在牛津大学设立，1919年伦敦国王学院设立罗得斯帝国史教席、剑桥大学设立维尔-哈姆斯沃思帝国和海军史教席。上述三个最早产生的专门教席都由帝国征服战争获益者捐赠，设立岗位的直接目的是应对评论家对帝国扩张的批评。

　　最早的这批专业人士将帝国扩张视为英式自由、大宪章精神、议会政府、习惯法、司法系统散播到海外的进程，认为美国革命是英裔移民秉承英国模式建立海外自治政府的最佳典范。由于被侵略的国家和地区无力形成专业的现代史学队伍与之抗衡，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帝国史都是主流史观。这种史观含有三个主要论题：一是英帝国如何扩展宪制自由、普遍的法律统治、民主政府，以及如何反对无政府状态或者野蛮主义，其他西方帝国皆不如英帝国，而东方帝国则是专制、残暴的化身；二是英帝国如何用自由劳动力代替奴隶、用自由贸易代替无效率的自给自足经济，协同其他西方帝国建立起全球性的经济网络；三是传播英式的“公正”、“仁慈”和“人道”的价值观。简单而言，扩展政治“文明”、创立全球经济体系、扩散西方价值观成为帝国秩序的三个支柱。帝国被视为带动亚非拉社会迈进现代社会的引擎。在这个意义上，帝国成为白人的“负担与责任”。这一倾向构成“人道”的、“自由”的、“民主”的帝国论调的渊源。

　　殖民地地区研究动摇帝国正义论

　　20世纪50年代，随着世界民族主义浪潮逐渐形成，约翰·加拉格尔（John Gallagher）和罗纳德·罗宾逊（Ronald Robinson）代表了一种新的态势：重视殖民地地区研究。1961年，他们出版的《非洲和维多利亚人》（Africa and the Victorians: The Official Mind of Imperialism）一书系统地阐述了以殖民地为分析中心的研究路径，提出帝国扩张源于殖民地地区的政治“真空”。1986年，罗宾逊撰文声称宗主国不断吸收殖民地潜在合作者的能力是维持殖民统治的关键。殖民地合作者和地方性政治“真空”成为帝国扩张与衰落的关键，这在某种程度上表示英国学界对帝国角色产生怀疑，甚至反对前述的帝国史观。同时这种倾向具有反殖民地民族主义的意味，既然帝国维系的关键在于殖民地的状况，帝国主义者的责任无形中便降低了，这导致研究主题偏离经济剥削、种族主义和它们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