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文科学要参与全球对话，需要从逻辑上走三个步骤——“比较文化”（Comparative Culture）、“跨文化”（Cross Cultures）与“文化间转向”（Intercultural Turn）。

　　“比较文化”，是异质文化最初相遇时最常见的文化现象，恐怕从莱布尼兹时代就已开启了这种文化比较之路，那时还是欧洲遥望东方的“启蒙时代”。打个比喻，“比较文化”就好似在两条“平行线”之间做比照。比较的前提就是，被比较的双方或者几方文化必须是异质的。在这种比较方法论当中，比较为“同”还是比较出“异”，就造成了不同的文化理解方式。

　　美国著名汉学家本杰明·史华慈主张“求同存异”，他力求运用超越文化和语言差异的概念，透过表面上的差异比照，来寻求中国思想当中的“普遍性”，这就是所谓的“思想的一致性”。这在史华慈的名著《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一书当中得以明证，因为“比较思想所释放出来的功能，就在于它恰好有能力去挑战那些未经检验的关于逻辑同一性与学说比较性的假设”。与之相反，英国汉学家葛瑞汉则刚好要“求差存同”，也就是努力透过中西之间所有的共同之处来发现文化差异，这就是所谓的“关键词汇的差异”。

　　如果说“比较文化”犹如平行线的话，那么，“跨文化”则好似一座桥梁；如果说“比较文化”不强调相交的话，那么，“跨文化”则更强调沟通。“跨文化”交流的关键词就是“跨”，Cross就是交叉之意，“跨文化”需要在两种抑或几种文化之间“架桥”。对此的运思之路也可以反过来想：并不是岸已经存在于那里，人们需要在此岸与对岸之间架桥，而是先有了桥，后有了岸。在“跨文化”研究当中，恰恰由于文化之桥的出现，使得两种抑或几种文化之间形成了“岸与岸”相对与衔通之关联。

　　关于桥与岸的辩证关系，德国哲学巨擘海德格尔在《筑·居·思》当中说得最富存在感也最为透彻。海德格尔明确提出了这样的思想：“岸之所以成为岸，乃是因为桥跨越了河：‘桥飞架了溪流，如此轻盈而有力。桥并不只将已在那里的岸连接起来。岸显现为岸，仅仅由于，桥跨越了溪流。有了桥，才有相连的岸，它故意地跨越了两岸。通过桥，此岸才可以与对岸链接起来。岸并不是沿着溪流而相对的两条带子，它连通了旱地。通过岸，桥给溪流带来了岸后的大片旱地。这使得桥、岸、地相互成为了邻居。桥将岸聚集为围绕着溪流的景观’”。“跨文化”研究恰恰因为桥的存在，形成了文化之间的“对岸”意识，进而连通了岸后的广袤大地，“跨文化”由此便成为深层沟通不同文化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