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改革开放使我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改革”的概念长期未能进入外交领域。2013年，我国领导人首次提出“要推进外交工作改革创新”，这为增强我国外交的活力提供了新路径。5月25日，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发布题为《改革创新：打造中国外交新机制》的报告。本报告从我国外交改革创新的必要性，如何进行外交思想创新、外交策略创新和外交制度改革四方面提出看法和建议。

　　国际先驱导报获独家授权摘登报告内容。同时刊登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庆国、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前院长崔立如、外交部政策规划司参赞王天灵四位专家对本报告的点评。

　　改革创新的必要性

　　●国际格局两超化趋势要求中国开展大国外交，中国外交需要从“以弱对强”转向“以大事小”

　　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去世界强国地位之后，中国外交长期以来都是利用强国间的矛盾寻求生存空间。这种近现代以来以求生存和发展为目的、周旋于强国之间的长期外交实践，使我国形成了“以弱对强”的外交传统。冷战结束以来，我国的“大国外交”是指对世界主要国家的外交，例如对美国、日本、俄罗斯、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外交工作。今后十年，我国将成为世界两超之一，除美国之外，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实力对比不再是“弱对强”而是“大对小”，我国外交政策客观上也需要进行相应的改变。

　　综合实力的两超化趋势。今后十年，在中美综合国力将缩小的同时，两国还将同时拉大与其他大国的综合实力差距。今后十年，不仅西方国家将不断要求我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广大发展中国家也期望我国能够提供更多的经济援助和安全保护，“中国责任论”有上升趋势。在逐渐形成的两超格局中，我国不但难以坚持不结盟战略，更要面临中小国家以不结盟战略应对我国的局面。故此，为了应对随着中国国际地位不断上升带来的新挑战，中国外交需从“以弱对强”向“以大事小”转变。

　　●实现民族复兴的战略目标决定了我国外交工作需要改革创新

　　今后十年，美国防范我国崛起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不会改变，美国维护其世界霸主地位与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结构性矛盾将日益深化。中美结构性矛盾加剧要求中国外交更多考虑安全战略利益。

　　提高中国的国际战略信誉需要为中小国家提供安全保护。将经济利益置于外交中的国家利益首位，会阻碍对提高我国国际战略信誉的重视。安全战略信誉是崛起大国增强其国际影响力的核心要素，亦是作为大国的一个本质属性。承担更多国际安全责任，就是向全球和地区提供更多安全公共产品。只有如此，才能增大对国际安全体系的影响力。

　　外交思想需要观念创新

　　●任何改革创新都始于思想观念的改变。根据上世纪80年代末冷战走向结束的重大国际形势变化，我国外交战略思想从“反霸”观念转向“韬光养晦”。在这一新外交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我国较快地摆脱了当时的孤立状态，其后又取得了诸多其他方面的成就。这说明韬光养晦的外交思想符合当时我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自身国际地位。然而这些成就也日益成为一种思想包袱。当韬光养晦被视为圭臬，成为无条件正确的外交原则时，外交工作就难有改革和创新。

　　●两超格局下我国需要创造和平竞争理论

　　当前国际格局已呈现两超趋势，而且包括中国在内，目前世界任何一国都尚不具备改变这种历史趋势的能力。

　　目前正在出现的两超趋势显然与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不同，意识形态不再是国际政治的核心矛盾，核军备竞赛不再是军事矛盾的核心内容，代理人战争不再是战略竞争的主要方式。因此我国需要创建与两超化相适应的外交理论，以指导总体外交。

　　今后十年，随着中国崛起速度加快，防止中美战略竞争升级为战争成为一个现实的任务。过去在韬光养晦思想指导下，我国曾提出过通过加大经济合作化解中美战略矛盾的理论，然而历史已经证明经济合作无法防止中美结构性矛盾深化和战略冲突加剧。今后，中美战略竞争程度将只升不降，因此我国需创造出管控大国战略分歧和冲突的和平竞争理论。

　　●培养大国的全球外交意识

　　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是将我国建设成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因此我国需要培养大国外交意识。当今时代的“大国外交”是指:以不怕事的态度应对各种挑战；以宽容的态度对待经济合作；以敢担当的态度为友邦提供安全保障；以自信的态度推动国际新秩序和新规范的建立。简言之，大国外交是舍小利而谋大势。

　　●创造奋发有为的外交理念

　　外交工作需要积极有为和主动进取的理念。在韬光养晦思想主导我国外交工作的20多年里，有些外交理念已经根深蒂固。这些理念的适用范围如果得不到澄清，外交领域的改革创新就难以进行。

　　由于我国的实力地位上升加快，树大招风的客观规律意味着我国外交将面临越来越多的意外冲突和困难、风险、挑战。要及时应对这些冲突和困难，尽可能地防范风险和挑战，我国外交应提倡积极有为的理念和主动进取精神。

　　外交政策需要策略创新

　　●上世纪80年代，我国政府认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会爆发世界大战，因此可以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这种认识后来被归纳为“战略机遇期”。战略机遇期仍被视为是最大的国家利益，于是“维护战略机遇期”成了外交任务的首位，以其他国家利益为代价维护战略机遇期成了基本原则，于是回避和化解冲突成了外交的基本策略。随着我国实力地位的上升，今后面临的国际冲突将只增不减，回避和化解冲突的策略将不足以应对新的任务和挑战，为此我国需重新思考外交基本策略问题。

　　●从回避冲突向直面冲突转变

　　随着我国海外利益的规模日益扩大，我国与其他国家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将大幅增加，因此外交工作的重点将是如何面对冲突而非回避冲突。

　　冲突是促成多种合作的重要条件之一。当我国与他国发生冲突时，可发展两类战略合作。一类是与第三方进行积极合作，如针对安倍政府否定日本二战罪行的行为，我国可与韩国进行战略合作，共同牵制日本的对抗政策。另一类是防止冲突升级的预防性合作，鉴于战略竞争成为今后中美关系的主流趋势，双边合作需要更多地注重预防性合作，因为此类合作具有管控分歧和冲突的最直接作用。

　　●从“维护战略机遇期”向创造战略机遇转变

　　战略机遇在于利用而非维护。国际战略机遇的有与无，取决于一国对国际环境和趋势的利用能力，而非是否能维护环境的长期不变。冷战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享受着占绝对优势的国际环境，但它也无法保持这种环境不发生改变。这意味着任何一国都无力维持国际环境的永久不变，都面临着如何利用不断变化着的国际环境的问题。

　　战略机遇不断出现，关键在于能否抓住。“战略机遇期”的字面含义是，机遇是外来的且时间有限。然而，客观上国际战略机遇是无固定期限的，并且各种机遇总是伴随着国际政治活动不断出现的。历史表明，大国崛起靠的不是一个失不再来的“战略机遇期”，而是靠自身化“危”为“机”的战略能力。有抓住机遇的能力，战略机遇就源源不断，没有这种能力，就永无战略机遇。

　　民族复兴需要创造战略机遇。美国不会改变以对冲和防范中国为目标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如果只能靠外部事件延长我国的“战略机遇期”，我国将处于被动地步，因为如果美国不将战略重心转移我国就无法延长“战略机遇期”，这意味着我国就没有崛起机遇了。实现民族复兴的任务要求我国主动地创造战略机遇，这样才有把握国际战略机遇的主动权。宣布东海防空识别区为我国争取到了关于制定防空识别区国际规范的发言权，这是一个成功创造战略机遇的例子。今后我国需要更多地为自己创造战略机遇，而不是守株待兔般地等待机遇。

　　●从融入国际体系向塑造国际环境转变

　　融入国际体系曾是我国长期的外交策略。目前，我国影响国际环境的力量越来越强，这意味着我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的变化越来越取决于我国自己的政策和行为，我国已具备从正反两个方面影响国际环境的能力。因此，我国塑造国际环境的重要性就超过了适应国际环境。从正面讲，我国可通过自身政策促进国际环境向于我国有利的方向发展。

　　融入国际体系与改造国际环境需要并行。塑造于我有利的国际环境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改造那些于我不利的国际环境。对那些故意与中国对抗的国家，应力求挫败其政策以儆效尤。实现民族复兴并非只是将我国建成世界上物质力量最强大的国家，而且还是一个树立我国国际威望的过程。不能挫败敌对力量也就无法树立我国的国际威望。

　　●从坚持不结盟向建设命运共同体转

　　由于“结盟”二字被贴上了“冷战思维”的标签，因此很多结盟的国家都采取口头否定、实际加强同盟的策略。为了适应这种国际策略的变化趋势，我国应加快与周边国家的命运共同体建设。

　　我国应强调其与经济共同体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以军事合作为核心的全面战略合作，而后者是以经济合作为核心的地区合作。在当今“军事同盟”这个词汇已不适用的情况下，我国应创造性地开展军事一体化或政治一体化的双边或多边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