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网3月21日电中国民族宗教网刊登《世界民族》文章，题为《东、西方民族主义发生的差异》。

　　20世纪最后二三十年开始的全球化进程使优势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得以迅速扩展，大有使世界同质化之势。而与此同时，民族主义作为一种保持殊质的现象又一次凸显出来。基辛格博士曾感叹道：“世界变小但世界各国并没有更加接近。自相矛盾的是，当我们大家所面临的最严重问题只有承认我们需要相互依存才能解决时，民族主义恰恰在这个时候抬头了。”实际上，在整个人类社会的近代化发展过程中，民族主义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有学者认为，在确定现代世界的面貌方面，没有哪个政治学说能比民族主义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伯林也指出：“在所有这些精致、自洽的大量未来学和幻想中，却有一个怪异的空白，一个控制19世纪欧洲的思想和社会运动，它无所不在、人人皆知，因此只需略加思量，我们就明白根本不能想象一个缺了它的世界……奇怪的是，就我所知，没有任何一位重要的思想家曾预料到它会在未来扮演远为重要的角色。但不夸张地说，它是当今世界现有各种思想社会运动中最强大之列，在一些地方还是唯一强大的运动；没有预见到的人则为此付出了代价，失去了自由，事实上失去了自己的生命。这个运动就是民族主义。”

　　国际学界以往侧重研究的是西方民族主义，且多认为其是政治性的、理性的、强有力的；对东方民族主义的研究较少，且认为其是文化的、感性的、易变的。但实际上，东、西方民族主义发生的历史背景有很大不同，东方民族主义是在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下发生的。因此，对东、西方民族主义发生的历史条件加以比较分析，有助于深入认识东、西方民族主义的“挑战与应战”互动逻辑关系。

　　一、西方学者关于民族主义的观点

　　从世界范围来看，20世纪60年代开始形成了民族主义研究的热潮。但是，当时着力于民族主义研究的主要是西方学者，他们的研究对象和基点也主要局限于欧、美等发达地区。

　　根据安东尼 史密斯的总结，西方民族主义的理论研究发展到今天，大致有下列几个流派：

　　1.现代主义。其基本观点是，民族主义作为意识形态、运动和象征是现代的现象，同时民族主义也是一种创新，不是某些古老现象的现代化翻版。现代主义不仅认为民族主义是现代的现象，民族、民族国家、民族认同和整个“民族国家国际”共同体也都是现代的现象。其代表人物有霍布斯鲍姆、厄内斯特 盖尔纳和安东尼 吉登斯等。现代主义流派在民族主义研究领域中代表着主流和正统。

　　2．永存主义。这一流派认为，即使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是近、现代的，但民族却存在于历史的每一个时期，并且许多民族甚至在远古时代就已存在了。永存主义分为持续的永存主义和周期性发生的永存主义。其代表人物有休 塞顿一沃森、勒南等。

　　3.原生主义。原生主义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卢梭，认为民族是原生的，它们存在于时间的第一序列，并且是以后一切发展过程的根源。这是有机民族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其后来发展出两种原生主义的民族主义观点，一种是社会生物学的原生民族主义，另一种认为族群和民族是在依赖社会存在的“文化施与”基础上形成的。原生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有皮尔 范登堡,爱德华 希尔斯等。

　　4．族群——象征主义。其代表人物是安东尼 史密斯、约翰 哈钦森等。该流派秉承历史和文化的分析方法，认为现代性之于民族主义固然重要，但是还不够。民族主义的诉求必须参照更具持久性的并可能是内生的主观因素来解释，如民族象征、神话、价值观、风俗传统、法律、制度等。它们更注重不同的精英与民众的互动，否定现代主义的精英导向观点，同时进行长时段的分析，并且在族群的框架中对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兴起展开分析。

　　我国学者对西方民族主义研究已做了较多的译介工作，但显然还缺乏自己的研究范式，而且对于我国自身所经历的东方民族主义的研究更加薄弱，适合东方民族主义产生和发展特点的民族主义理论研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因为东、西方民族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迥然不同。

　　二、东、西方民族主义兴起的不同历史条件

　　东、西方民族主义发生的历史背景存在巨大的差异。但却有着不可分割的因果联系，因为正是西方民族主义的结果——民族国家的侵略与扩张——促成了东方民族主义。正如彭树智教授所指出的：“1789年-1870年（1871年更为恰当——引者注）形成了欧美国家体系。从1905年开始，东方也在新的条件下走向建立民族国家的历史趋势。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终于在60年代，建立了东方民族主义国家体系。”东、西方民族主义兴起的不同历史条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民族主义发生的主要动因是对民族整体利益的维护与伸张，其目标之一就是建构本民族的国家，而这最终将涉及对于权力乃至国家权力的获取。因此，东、西方民族主义都起源于对主权的向往。但不同的是，西方民族主义主要是在反封建及宗教普世思想统治的过程中萌生的，亦即“欧洲的民族主义是在封建社会的母胎中孕育而生的”；而东方国家的封建社会只为近代民族主义的产生提供了群众基础和心理基础，真正意义上的东方民族主义的出现有赖于新的社会条件和新的社会力量的形成（关于这一点将在后面讨论）。

　　中世纪的西欧笼罩在基督教普世力量的阴云下。“当时存在着某种高级的共同体，一个基督教的共和国，一个精神上的统一体”并在“‘上帝是一切的真正所有者’这一古老的犹太教的原则以及教皇是上帝的尘世代理人这一基督教新原则”的口号下，教皇成为最大的封建主。同时，主教及教士们也拥有自己的领地和大量的财产，是一股重要的世俗力量，因而他们要求世俗权力。此外，封建制导致了地区主义，即实行分封制。“由于封建的分封割据，没有政治上的统一。尽管那些王公们在发展各自的领域，但他们的权力相当有限。”当时的国王权力只在其领地范围内有效，而且国都不停地迁移，更不利于以地域为中心的民族国家的形成。因此，漫长的封建社会没有孕育现代意义的国家，但是这一进程又是不可阻挡的。

　　要想打破西欧地方主义和普世主义对国家观念的抹杀，就要求有一种力量结束封建割据。冲破基督教会的一统地位，这种力量就是已经存在但受到普遍压制的王权。12世纪出现了一种势头，就是由但丁等文学家发起的使用民族语言来替代拉丁语的写作热潮，这一行为实际上为后来以民族为单位进行思考创造了条件。从13世纪开始，王权开始强大起来。在英国和法国，选举君主已经被世袭君主所代替，这样就剥夺了宗教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一些有远见的法学家为这些国王逐渐设计出了王朝政府的基本框架：全国统一的税收、军队、法庭等。到了15世纪，出现了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即当时还很弱小的市民阶级和君主结盟。1532年，英王亨利八世在路德宗教改革的巨大感召力下，在英国本土亲自领导了宗教改革运动，最终实现了教会民族化，确立了王权的至高无上。王权的胜利也标志着地方割据状态的结束，国王成为辖内社会各个集团的效忠对象。王朝国家的形成和文艺复兴是民族性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王权作为欧洲近代初期的一种进步力量，使民族统一成为可能。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出现，还要依靠一些新的因素。

　　与当时西方社会不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封建国家，“国家划分成若干行政区域，通过由国王任命的官员进行管理”。这种中央集权有力地保证了国家的政治统一，也很容易形成“君临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观念，加之丰富的历史、神话、语言、艺术、宗教及政治联系，使这些国家的各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形成一种心理共识和传统的民族观念。这种自豪感和归属感成为东方国家传统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的强大源泉，只要条件成熟，只需实现从君主忠诚向国家忠诚的转变，就能完成从帝国向民族国家的转变。而西方的国家形成却是困难的，因为在中世纪，“人们首先认为自己是基督教教徒，其次是某一地区，如勃艮第或康沃尔的居民。只是最后……才是法兰西人或英吉利人”。也就是说，要想实现国家的现代性转变需经民众从对上帝的忠诚到对君主再到对国家的忠诚，而宗教的普世性要求实现转变的第一步是打破其统一性。

　　其次，国际交往在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需要说明的是，欧洲列强之间是一种相对平等的国际交往；而东、西方国际交往则是西方的侵略促成了东方民族主义的发生，这是一种不平等的国际交往。

　　如果说反封建与宗教改革促进了民族主义在欧洲的萌芽，那么使得民族主义得以巩固的则是欧洲的分裂。“欧洲的运气在于他的分裂，因为这是产生各国之间互相竞争以超过对方的因索。”正是这种竞争形成了国际交往（地理大发现、殖民活动、战争、经济贸易等），而民族主义便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巩固和加强，因为这种竞争性国际交往更易使同一种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强化已有的认同感，并使他们加强对自身母文化的研究、挖掘。“对本民族的历史、语言与民俗方面的类似研究，有其明显的心理层面：它表明了在外来文化的重大影响下，一种‘自我寻求’的急切追求。隐在其动机之下的是一种恐俱，害怕文化的认同在心理上受到淹没甚至被根除，另一方面又因当初有向外大量求借之必要而感到自惭形秽——一种认为自己人‘落后’的自卑感”。这是“民族精神”义理的一个方面，即反抗外来文化。“‘民族精神’义理的第二个方而是它包含了一种欲望，希望见出自己的民族和他们的过去对人类有一定的贡献，和其他民族比起来有同样价值——特别是和那些物质上显然优越的民族加以相提并论。”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德国就是典型的例子。当时的德意志只是个地理概念，它在军事与物质上远远落后于英国、法国，但德意志文化却在欧洲独树一帜，并涌现了大批杰出的哲学家、艺术家和科学家，而以费希特为代表的民族主义理论家倡导的文化民族主义理论为德国统一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西方列强的入侵，打破了沉睡多年的东方古老国度的迷梦。西方列强的瓜分与掠夺破坏了东方国家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同时也移植了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铺设铁路、创建银行、开办厂矿、强化贸易、开办学校、出版报刊、介绍图书、传播西方思想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列强的殖民行为给东方这片安静的土地带来的客观触动是列强意想不到的。西方思想和意识的引入与传播给东方知识分子提供了反抗外来侵略的民族主义思想武器，他们将欧洲的思想意识与本土传统结合起来，唤起了古老国度人民心里深藏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意识，发起了反对西方统治者的民族主义运动。民族主义从西方的武器变成东方的武器，这就是历史的悖论。

　　第三，东、西方民族主义虽然都曾利用宗教作为其理沦的依据，但利用方式却完全不同。西方民族主义是一个自我反思的、“碎片化”的过程，强调的是殊性；而东方民族主义大多是在外来压力下来不及对自身文化进行冷静反思的应对过程，强调的是共性。

　　在中世纪的西欧，天主教在精神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教皇不仅掌握行政大权和财权，而且是天主教世界的最高法官。但是，教会的腐败和搜刮民财也不断引起市民阶层的反抗。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地区联系的增强，出现了以专制君主为核心加强中央集权的趋势。16世纪民族君主国的出现，是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的母体，天主教会成为中央集权发展道路上的障碍。于是，把教会置于王权的控制之下已成为时代的要求，各国颁布一系列法令，最终实现了教会的民族化。

　　而“非西方人对西方的挑战只有三种可能的反应：效法西方，加入西方的行列；置之不理，摒弃西方及其一切成就；或者，最困难的是，可以在自己的和西方的文化背景及一套准则之间，设法安排一种容易共处的妥协”。但是西方世界没有给东方民族融通的机会，东方民族多数选择了第二条道路。无论是印度教还是伊斯兰教，它们是一种完整的生活方式，适合于人们生活的全部领域。正是这种宗教的统一性成为革命领袖用来号召人民的精神武器。特别是伊斯兰教，在它的教义中没有“国家”生长的土壤，一切事务由乌玛来承担。加之伊斯兰教是整个阿拉伯民族的共同宗教，所以泛阿拉伯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就成了既是目标又是口号的、具有双重意义的事物。

　　20世纪的东方世界是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度过的。东方民族主义在世界民族主义运动史上占有的重要地位，引起了部分学者的关注：第一种观点认为。东方民族主义是反殖民主义的“现代化意识形态”；第二种观点认为，东方民族主义是“涵化”过程的结果，即“模仿民族”向“中心民族”学习过程的结果；第三种观点认为，东方民族主义现象是反殖民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是东方各民族用武装斗争进行反殖民统治的革命结果。彭树智教授认为，东方民族主义是建立和巩固民族国家、争取政治和经济独立、发展社会文化的反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进步思潮，它不仅是一种政治思潮，还是一种政治信仰、情感和价值观，是20世纪东方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东方民族主义在东方国家独立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东方民族主义是在外来侵略的压力下产生的，一方面借助传统来证明本民族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另一方面又急于向西方学习。在此过程中，效仿西方产生的失误与不足可能导致其完全投入传统的怀抱，形成狭隘的民族主义。还需指出的是，对自身文化过分的抬高，容易形成文化民族主义，文化（如宗教）在革命兴起的过程中可能是一种旗帜，革命胜利后又可能成为民族主义发展和国家建设的巨大障碍。这就是东方民族主义的基本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