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生态扶贫观既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一个重大观点,也是指导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一个重要方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生态扶贫观本质上是一种以人民为中心的绿色发展观,这一观点始终坚持从贫困地区的生态环境实际出发,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贫困地区人民群众的生态权益为宗旨,将生态与贫困、生态与文明、生态与永续发展等问题紧密联系起来,切实有序地推进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生态扶贫;绿色发展;生态文明
作者简介:
摘 要:生态扶贫观既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一个重大观点,也是指导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一个重要方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生态扶贫观本质上是一种以人民为中心的绿色发展观,这一观点始终坚持从贫困地区的生态环境实际出发,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贫困地区人民群众的生态权益为宗旨,将生态与贫困、生态与文明、生态与永续发展等问题紧密联系起来,切实有序地推进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在新时代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伟大实践中,学习和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生态扶贫观,对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绿色发展观,坚持生态优先,注重生态理性和经济理性的有机统一,推进绿色精准扶贫,促进贫困地区从生态保护与生态修复中得到更多实惠以及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推动贫困地区建设生态宜居、宜游、宜业、宜养的美好生活,彻底消除贫困并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生态扶贫; 绿色发展; 生态文明
作者简介:方世南(1954—),男,江苏张家港人,苏州大学东吴智库首席专家,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2018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资助“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18JZD007); 2019年度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重点研究选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江苏实践研究”(19ZTB032)的阶段性成果。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一个由众多思想观点组成的完整的、严密的理论体系,生态扶贫观是其中的一个重大观点,也是指导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一个重要方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生态扶贫观本质上是一种以人民为中心的绿色发展观,这一观点始终坚持从贫困地区的生态环境实际出发,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贫困地区人民群众的生态权益为宗旨,大力增强贫困地区居民的生态意识,培育生态文化,发展生态产业,调动人们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以及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实践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将生态问题与贫困问题紧密联系起来,充分考虑贫困地区的自然生态禀赋、生态资源承载力与人口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自觉遵循自然规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生态公正与社会公正协调发展规律,根据贫困地区的生态环境状况与贫困关系的不同特点,坚持生态保护与扶贫开发、脱贫致富相结合,坚持生态理性与经济理性相结合,实现经济增长与生态优化双赢,切实有序地推进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2015 年10 月,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中,我们党提出了生态扶贫的战略。在新时代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伟大实践中,学习和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生态扶贫观,对于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绿色发展观,推进绿色精准扶贫,促进贫困地区从生态保护与生态修复中得到更多实惠以及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推动贫困地区建设生态宜居、宜游、宜业、宜养的美好生活,彻底消除贫困并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生态扶贫观的深刻内涵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生态扶贫观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和反贫困理论,站在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战略高度,根据中国贫困地区的客观实际,将生态与贫困、生态与文明、生态与永续发展等问题紧密联系起来思考的创新观点。这一观点不仅高度重视生态资本在贫困地区的转化,而且高度重视生态价值在贫困地区的变现。这一观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绿色发展理念,充分调动起贫困人口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通过贫困人口主动地、自觉地、积极地参与生态保护、生态修复工程建设和发展生态产业,促进其收入水平明显提升,使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生态扶贫观是推动贫困地区提高文明意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提高生态环境质量,增强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的供给能力,实现生态保护补偿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进一步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行动指南。
(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生态扶贫观揭示了生态与扶贫的辩证关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生态扶贫观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将生态与扶贫有机地结合起来,具体而言,就是要处理和协调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内在关系,着力改变绿水青山无法转化为金山银山、绿水青山难以成为永续的金山银山以及生态环境退化与经济贫困恶化相伴相生等一系列困境,实现生态资本在贫困地区的转化以及生态价值在贫困地区的变现,从而使生态价值变为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和人的价值,促进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人的价值的同步协调发展。
习近平指出,扶贫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是我们党向全国贫困人口的庄严承诺。“脱贫攻坚是我心里最牵挂的一件大事”[1]。自觉地协调好生态与贫困、生态与文明、生态与永续发展的辩证关系,并将生态与贫困、与人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实施生态扶贫战略,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一个独特视角,也是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和反贫困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习近平通过周密调研和周到思考,意识到了生态与贫困的内在联系,揭示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的辩证关系。习近平认为,农村扶贫脱贫必须实施生态扶贫脱贫战略,这一战略的要点就是将生态与贫困、生态与文明、生态与永续发展等问题紧密结合起来。自20世纪80年代起,习近平在主政地方工作和推动区域扶贫实践中,就一直高度重视优良生态环境所具有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等,注重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在关联性,把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文明作为扶贫工作的重要抓手。习近平在担任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代省长时就针对长汀生态状况进行了实地调研,并三度批示治理水土流失,推动了汀江源头治理和贫困地区环境综合整治,加快了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步伐。浙江省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萌发地,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重要发源地。2003年7月,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谋划部署浙江省全面协调整体性发展的“八八战略”时,就提出要充分利用浙江的生态优势,建设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2005年8月,习近平在浙江安吉余村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习近平关于生态价值促进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人的价值的实现,有效地摆脱贫困的重要论述和科学构想,在他的1992年的《摆脱贫困》、2006年的《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和2007年的《之江新语》等著作中都有具体而丰富的体现。正是因为在基层开展扶贫工作时,习近平就深刻体会到保护生态环境与改变贫困地区居民生活水平息息相关,才得出了“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科学论断。习近平指出:“如果能够把这些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的优势,那么绿水青山也就变成了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可带来金山银山,但金山银山却买不到绿水青山。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既会产生矛盾,又可辩证统一。”[2]
习近平认为,无论是生态资源条件好的贫困地区,还是生态资源贫乏的贫困地区,都要从合理使用生态资源的角度出发决定扶贫方式。让生态转化为推动扶贫的力量,这是由生态价值决定的。生态价值具有多方面的价值表现形式,既有经济价值,也有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等。无疑,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但是,生产力都是在一定的生态系统中进行的,构成生产力的劳动资料、劳动对象都来自自然界,就连劳动者本身也依靠自然环境生活。生态系统稳定、强弱与否,对生产力发展水平有着直接影响。培育优良的生态环境并加以合理开发和利用,绿水青山就能转化为金山银山,创造丰硕的经济效益。优良的生态环境还能营造出文化效益,培养人们的审美情趣,改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生态扶贫观论述了生态与文明的内在关联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生态扶贫观蕴含对生态与文明、扶贫与扶志、扶贫与扶智等多方面关系的深刻阐述,生动地体现了生态与文明、生态文明与人的文明的内在关联性。
自然生态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环境,本身无所谓文明与野蛮之分。自然生态呈现出的各种形态和发展规律都是以自然性、客观性、必然性表现出来的一种内在联系。生态文明的概念是人们对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人与人的和谐关系予以价值判断而得出的。生态文明从根本上取决于人的文明,人的文明程度直接影响生态文明的程度。生态扶贫的表象体现在以物质形态表现出来的经济上,而生态扶贫的本质集中体现在人的身上。习近平多次强调,扶贫先要扶智和扶志,“扶贫要同扶智、扶志结合起来”[3]。习近平指出,“智”和“志”就是注重贫困地区人的因素,注重人干事创业、脱贫致富的内力、内因。习近平在福建宁德工作时就讲“弱鸟先飞”,就是要求贫困地区、贫困群众首先要具备“飞”的意识和“先飞”的行动。如果没有内在动力,贫困地区不愿意“飞”,仅靠外部帮扶,那么,帮扶得再多,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习近平指出,要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充分发挥群众作用,彻底改变“干部干,群众看”“干部着急,群众不急”的现象。如果“等、靠、要”思想严重,只会“靠着墙根晒太阳,等着别人送小康”,就无法脱贫致富。习近平强调要坚持“四个注重”,即要注重调动贫困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注重培育贫困群众发展生产和务工经商的基本技能,注重激发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内在活力,注重提高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的自我发展能力。要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坚持勤劳致富、勤俭持家。要发扬中华民族孝亲敬老的传统美德,引导人们自觉承担家庭责任、树立良好家风,强化家庭成员赡养老人的责任意识,促进家庭老少和睦。一个健康向上的民族,就应该鼓励劳动、鼓励就业、鼓励靠自己的努力养活家庭,服务社会,贡献国家。“要改进工作方式方法,改变简单给钱、给物、给牛羊的做法,多采用生产奖补、劳务补助、以工代赈等机制,不大包大揽,不包办代替,教育和引导广大群众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实现脱贫致富”[4]。
(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生态扶贫观阐述了生态对共享发展的重大价值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生态扶贫观从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共享发展理念出发,将生态公正与社会公正紧密地结合起来,深入探究了如何从生态资源优化配置和生态公正角度改变贫困地区的面貌从而实现共享发展的问题。习近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如果贫困地区长期贫困,面貌长期得不到改变,群众生活长期得不到明显提高,那就没有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那也不是社会主义。”[5]社会主义就是要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让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以来创造的社会福利,体现出社会公正和人与人之间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以及生态文明等方面的平等性,从而在全面地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过程中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生态扶贫观突出了生态在坚持和贯彻共享发展理念进而促进贫困地区走向共同富裕中的重要地位以及重大价值,说明优化生态环境是实现扶贫以及向共同富裕迈进的一个重要方式,彰显了生态对于扶贫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大价值。习近平多次强调,要从贫困地区的生态资源状况出发,按照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具体情况,贯彻实施“五个一批”工程。一是大力发展生产脱贫一批,二是易地搬迁脱贫一批,三是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四是发展教育脱贫一批,五是通过社会保障兜底一批。要稳定实现“两不愁三保障”,即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6]。同时,要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对于这些重要观点,习近平后来在《携手消除贫困 促进共同发展: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的主旨演讲》中也做了深刻阐述。这些行之有效的生态扶贫举措,虽然近期内很难使贫困地区都达到富裕程度,但是,它能有力地确保贫困地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一个人都不掉队,在迈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有实质性拓展。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生态扶贫观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生态扶贫观有着博大精深的内容,集中彰显了环环相扣的四个重大观点,即将生态环境与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紧密结合的环境生产力理论、将生态环境与贫困地区的人文紧密结合的生态人文力观、将生态环境与贫困地区的科技紧密结合的生态科技力观、将生态环境与贫困地区的教育紧密结合的生态教育力观。这四个观点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并协同发力,是推动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指导思想。
(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生态扶贫观体现了将生态环境与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相结合的环境生产力观
习近平的足迹几乎遍布全国的贫困地区,他通过大量实地调研,揭示了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他的生态扶贫观建立在始终将生态纳入脱贫攻坚战中思考的基础上。习近平既将生态环境作为生产力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前提条件和重要因素,又将生态环境作为生产力本身,提出了环境生产力理论。他在多种场合强调,生态环境就是生产力,形象地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此,必须始终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7]的理念;必须始终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基本方针,做到像保护眼睛那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习近平的环境生产力理论是根据生态环境的价值并结合中国扶贫实践提出来的科学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和生产力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也是指导扶真贫、真扶贫实践的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高度重视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作用,但是,马克思主义从来都没有孤立地、抽象地谈论生产力,总是将生产力与生产力的主体——劳动者以及作为生产力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和坚实基础的生态环境紧密地结合起来考察,将生态环境作为生产力的有机构成以及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源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应该注意区分两种生产力,即自然的生产力和社会的生产力。自然的生产力主要指自然界的自然力、各种自然资源以及劳动所需要的自然环境和条件,如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森林资源、水产资源、生物资源等。它们是形成社会生产力的自然基础。马克思认为,将生产力与生产力的主体——劳动者以及生产力形成的重要前提条件——生态环境结合起来,可以形成两种不同的生产力,即具有积极意义的建设性生产力和具有消极意义的破坏性生产力。具有积极意义的建设性生产力,是一种有利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进而防止人的本质异化的生产力,是一种有利于生态环境持续优化并防止自然异化的生产力,是一种有利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并防止发展中断的生产力。马克思坚决反对将人作为实现生产力发展的手段,或者说坚决反对根本不考虑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而片面地增加经济总量的唯经济理性的功利性的生产力,坚决反对不顾及资源环境的承载力而竭泽而渔式发展从而导致自然退化和异化的破坏性的生产力,坚决反对只考虑本代人近期利益而不顾下代人长远利益并中断发展连续性的生产力。习近平的环境生产力理论全面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真谛。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生态扶贫观体现了将生态环境与贫困地区的人文要素相结合的生态人文力观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生态扶贫观的落脚点不是仅仅在生态环境上,而是从生态环境这个物的背后看到了人的因素,更加聚焦于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人。因此,解读习近平关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论断,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只要有绿水青山,自然而然地就会有金山银山。事实上,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的内在联系要依靠人文因素。正如马克思所说,任何现实而具体的生产力都是一种将物的因素与人的因素有机结合起来的生产力,其中,人是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和生产力中最重要的要素。“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8]。没有人的主体性发挥,缺乏由人文因素所构成的人文力,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之间就会存在矛盾和冲突,要么一直守着绿水青山而过着贫困潦倒的苦日子,要么只顾本代人而毫不顾忌下代人地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要么在破坏了绿水青山的同时毁了金山银山。因此,要让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就必须弘扬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要重视由人的主体性所产生的巨大人文力,这是生态扶贫中必须格外重视的大事。习近平指出:“……不仅要重视经济指标,更要重视人文指标、资源指标和环境指标;不仅要增加促进经济增长的投入,而且要增加促进社会发展的投入,努力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9]
(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生态扶贫观体现了将生态环境与贫困地区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生态科技力观
习近平高度重视科技在生态扶贫中的作用,他在指导部署脱贫攻坚战中一直强调要充分重视科技在扶贫开发中的重大价值,高度重视科技对推进贫困地区绿色发展的作用,坚持科技扶贫、科技兴农、科技推动绿色产业、科技促进污染治理。要在生态扶贫中用好用足科学技术这把利器,就要把科学技术视为第一生产力,紧紧依靠科学技术的创新来破解生态扶贫中的绿色发展难题,“以科技扶贫加速致富的进程”[10]。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生态扶贫观是与新时代科技创新同步的与时俱进的新扶贫观,是积极倡导具有科技含量的高质量、高效益、可持续的扶贫观。随着生态科技的长足发展,“科技创新特别是生态科技创新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强大动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依赖生态科技创新。贯彻绿色发展理念,要重点培育以绿色为核心竞争力的现代新兴产业,依靠科技创新推动绿色发展,引领推进产业结构、空间结构、能源结构等的整体性的绿色转型”[11]。在贫困地区,无论是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对农产品的深度加工,还是垃圾处理和污染防治,借助科技创新,都能迈上一个新台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生态扶贫观为贫困地区通过绿色科技迅速实现后发崛起指明了方向。
(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生态扶贫观体现了将生态环境与贫困地区的教育相结合的生态教育力观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生态扶贫观高度重视教育在生态扶贫中的重大作用,习近平不仅将教育当作脱贫致富的重要手段和“金钥匙”,而且把教育作为摆脱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方法。生态扶贫的过程就是生态文明意识牢牢地根植于贫困地区人们的头脑中的过程,是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过程,是培育生态文化的过程,也是将教育转化为生产力、竞争力以及永续发展动力的过程。
一方面,习近平将发展教育脱贫一批作为“五个一批”扶贫工程中的重要内容,习近平说:“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智,国家教育经费要继续向贫困地区倾斜、向基础教育倾斜、向职业教育倾斜,帮助贫困地区改善办学条件,对农村贫困家庭幼儿特别是留守儿童给予特殊关爱。”[12]另一方面,习近平要求人们必须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做到如同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如同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坚决摒弃损害甚至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坚决摒弃以牺牲生态环境换取一时一地经济增长的做法,“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的增长点、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支撑点、成为展现我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让中华大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13]。
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生态扶贫观的践行路径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生态扶贫观是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思想指导和行动指南。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生态扶贫观要从多方面发力:一是理念上,要认真领会和深刻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生态扶贫观的精髓要义,做好理论武装工作;二是队伍上,要构建由党政领导、公众参与、社会各界协同的生态扶贫组织机制和强有力的生态扶贫队伍;三是力量凝聚上,要高扬绿色发展的旗帜,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合和渗透到脱贫攻坚的各项工作中,促进扶贫工作提质增效;四是长效机制上,要坚持生态扶贫的过程论,整体着手,遵循规律,持续发力,久久为功。
(一)认真领会和深刻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生态扶贫观的精髓要义
理论来自实践又指导实践,缺乏正确理论指导的实践必定是盲人摸象式的盲目实践,不可能取得预期的成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生态扶贫观作为其生态文明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有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又有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和反贫困理论的思想渊源;既有指向的现实性、针对性、对策性,又有内容的科学性、系统性、学理性,已经构成了逻辑严密、结构完整的理论体系,提供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生态经济学、生态政治学、生态文化学、生态科技学、生态管理学、生态社会学、生态教育学、生态消费学等众多方面的生态扶贫理论知识。打赢脱贫攻坚战需要物资,更需要知识。正确的思路往往会打开一条出路。只有围绕生态扶贫这一课题,认真学习和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生态扶贫观的精髓要义,做好理论武装工作,才能推动生态扶贫工作取得新的成效。
(二)构建由党政领导、公众参与、社会各界协同的生态扶贫组织机制和队伍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根本保障。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生态扶贫观具有鲜明的政治特征和党性原则。习近平多次指出,越是进行脱贫攻坚战,越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他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坚定信心,勇于担当,把扶贫脱贫的责任扛在肩上,把扶贫脱贫的任务抓在手上。他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都要保持顽强的工作作风和拼劲,满腔热情地做好扶贫脱贫工作。“深度贫困地区党委和政府要坚持把脱贫攻坚作为‘十三五’期间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来抓,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14]。习近平同时指出,党政领导扶贫脱贫,并不是党政代替扶贫脱贫,扶贫脱贫必须依靠人民群众,依靠全社会。为此,要构建党政领导、公众参与、社会各界协同的生态扶贫脱贫的联盟或共同体。习近平指出,要“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管理体制,坚持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工作责任制,坚持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方力量、多种举措有机结合和互为支撑的‘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15]。
(三)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合和渗透到脱贫攻坚的各项工作中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生态扶贫观是将生态与贫困结合起来,将生态与扶贫结合起来,将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以及人的文明结合起来考察的整体文明观。生态扶贫的关键是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始终将扶贫开发与贫困地区的生态环境状况紧密结合起来,在生态优化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思想指导下做好生态扶贫脱贫工作。为此,要结合贫困地区的当地实际,采取多元化的灵活方略,“要做到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宜开发生态旅游则搞生态旅游”[16]。而对于那些生态环境不利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地区,则要“把扶贫的重点转向下山脱贫和异地致富”[17]。另外,要贯彻落实好生态补偿政策。总之,要根据贫困地区的资源禀赋、环境容量、生态状况等要素,明确不同贫困地区的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将区域经济规划和环境保护目标有机结合起来,并根据环境容量、自然资源状况分别进行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要严格按照生态功能分区要求,确定不同贫困地区的主导功能,配套以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政绩导向,形成各具特色的扶贫脱贫工作格局。
(四)坚持生态扶贫的过程论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分阶段、有步骤的过程,这种过程论思想,被恩格斯称为一个伟大的思想。恩格斯说,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事物发展的过程反映了事物发展的本质和规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生态扶贫观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发展的过程论思想,强调生态扶贫不可能短期就见成效,不可能急功近利、一蹴而就,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是一个过程,牢固地确立生态文明理念和坚持绿色发展是一个过程,人的文明素质的提升也是一个过程。由于生态资源不能直接成为生态资本和经济资本,生态资源要转化为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等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因此,生态资本造福于贫困地区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贫困地区实现生态公正与经济公正、社会公正的统一是一个过程,贫困地区将富口袋与富脑袋结合起来也是一个过程。习近平指出:“贫困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的具体条件,决定了它的发展变化只能是渐进的过程。根本改变贫困、落后面貌,需要广大人民群众发扬‘滴水穿石’般的韧劲和默默奉献的艰苦创业精神,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才能实现。”[1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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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方世南,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整体性逻辑[J].学习论坛,2019(3):5~12.
[16] 习近平.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