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据媒体报道，京津冀三省市现有各级各类开发区近300个，已成为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重要聚集区，并且将通过构建创新发展联盟的形式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 

　　当前，京津冀合作已经成为重要的国家战略，该区域产业齐全、地区间比较优势和互补明显，理应出现更加密切的要素交流和区域协作。当然，京津冀合作并非一个新话题，过去多年一直在行政体制的怪圈中打转，各国协作趋于表面化和无实质进展，区域一体化进程远远落后于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究其原因，还是因为缺乏能够保障跨区域利益分配与合作的长效机制，难以避免无序规划和恶性竞争，真正实现互补发展。 

　　需要注意的是，构建区域合作机制，必须跳出过去的“顶层设计”、“项目和投资驱动”、“产业布局”等思路。实际上，对于跨多个行政区的地方经济协作来说，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政府主导机制，就仍然会陷入区域重复投资、低效投资的旧格局。我们看到，多年来政府不断采取各种应对产能过剩的措施，从宏观调控、产业政策，具体到行业禁入、融资限制，但收效甚微。而且在近年来的产能过剩形成中，民营企业也起到很大作用，也是由于地方政府以行政方式推动产业增长，扭曲了市场投资行为。 

　　某种意义上看，开发区是改革开放过渡期的特定产物，存在行政主导色彩，这是新形势下必须注意的。全球首个开发区应该为1956年建于爱尔兰的香农国际机场的出口加工区，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沿海一些城市开始兴建出口加工区，慢慢地各类开发区开始遍布大小城市。我国的开发区按照行政审批部门的不同，大致分为国家级开发区和省级开发区两种，市县级开发区一般规模较小。仅就国家级开发区来看，就包括6种不同类型：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级保税区、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国家级出口加工区、其它国家级开发区。 

　　需要承认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各类开发区对经济增长和对外开放、吸引与利用外资等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随着各类特殊政策的越来越“趋同”，以及一些开发区“有业无城”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新时期如何对开发区进行重新定位，怎样融入到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成为诸多开发区面临的挑战。 

　　由此来看，京津冀的近300个开发区肯定也是“良莠不齐”，继续依托原有的开发区模式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肯定会遇到诸多问题。长远来看，区域合作的长效机制建设，应该是政府更加慎用产业政策和引导政策，而是通过“搭台”来促进信息共享，通过“服务”来降低企业投资和运营的成本，促进各类要素在京津冀的自由流动。尤其是从区域经济社会需求的角度出发，抓住共同的产业“短板”或者跨区域的基础设施，而不是仅仅从供给角度来人造“城市圈”和“产业群”。